叙述者与母亲的关系

祖母去世的重压改变了叙述者与母亲的关系。两人的悲痛并非同时到来——只有当一段记忆使祖母重新鲜活起来，叙述者才明白自己失去了她；这迟来的领悟也让他开始理解母亲始终承受着怎样的悲伤。在巴尔贝克，共同的回忆和传承下来的物件使母子更加亲密；母亲与已故祖母的相似，则使他们的关系成为失去的家庭纽带在当下的延续。

悲痛在不同时间到来

祖母下葬一年多后，叙述者住在巴尔贝克，脱靴时的感觉使他想起此前一次到访的第一个夜晚。非自主记忆恢复的并非抽象的回想，而是祖母当时鲜活的真实形象。在渴望重新回到她怀抱的那一刻，他明白她已经去世。此前他关于祖母的思绪和言语，都未能使这份失去对他成为现实；这段记忆却做到了，释放出的悲痛既强烈，又来得迟了。

这突如其来的悲痛改变了他看待母亲的方式。他意识到，弗朗索瓦丝曾误以为母亲毫无感情；事实上，母亲那空茫、无泪的目光，一直凝望着记忆与不复存在之间的矛盾。他的悲痛并不及母亲深重，却使他看见了母亲的哀悼意味着什么。时间先后至关重要——只有当记忆使这段关系重新鲜活起来，叙述者才在情感上真正理解自己的丧亲之痛；而母亲却始终与这份死亡相伴。

儿子眼中的母女

母亲穿着黑纱大衣抵达巴尔贝克时，叙述者注意到一种在巴黎时未曾察觉的变化。他看到的不再只是自己的母亲——从她的外貌和举止中，他看见了祖母。她的悲痛似乎使她一贯的开朗与通达沉静下来，而那些从已故祖母身上传承而来的特质则显现出来。叙述者明白，这种相似不只是外表相像——死者仍通过生者发挥作用，生者成为他们的复制者与继承人。

母亲的哀悼也呈现在具体物件上。她无法忍受与自己母亲的手提包、手笼和衣物分开；这些物件使母女二人的形体相似更为明显。她也舍不得离开祖母随身携带的塞维涅夫人书信集。书籍和遗物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它们能留作纪念，更因为它们与祖母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叙述者把这份依恋理解为对逝者所爱之物的珍重；借此，生者保存并延续了逝者的存在。

在巴尔贝克追忆祖母的举动

母亲前往祖母曾在信中描写的海滩，带着祖母的阳伞，小心地走过沙地，仿佛在进行朝圣。她每天都回到那里，做祖母做过的事——坐在海滩上，阅读祖母喜爱的两本书，即博瑟尔让夫人回忆录和塞维涅夫人书信集。母亲在书信中读到“我的女儿”几个字时，仿佛听见了自己母亲的声音。阅读成为一种跨越死亡阻隔的亲密方式，女儿再次进入所失去之人的习惯与话语之中。

旁人的反应使私人哀悼与社交礼节之间的差别更加鲜明。法官请求引见母亲，并说了一句话，使她心怀感激；庭长的遗孀却没有提及祖母，令母亲受伤而愤慨。叙述者看出，这两种反应都未必表示对逝者真正关切——母亲的悲痛使一种举动弥足珍贵，另一种举动则令人痛苦。最能安慰她的，是儿子自身悲痛留下的痕迹，因为这让她有理由相信，祖母也活在另一个人的心中。

共同回忆与日益亲密的关系

叙述者与阿尔贝蒂娜的争执平息了他的情绪之后，他开始与母亲过上更亲密的生活。母亲温和地谈起祖母年轻时的岁月，又把他们的交谈引向贡布雷；叙述者早年的学业曾使祖母感到欣慰。她不去细想他是否曾在祖母生命的最后阶段使她伤心，而是回忆一段两人可以共同谈论、且不以责备为中心的时光。

谈论书籍使这份亲密延续到当下。叙述者说自己想重读《一千零一夜》，母亲便悄悄买来加朗版和马尔德吕斯版两种版本，准备给他一个惊喜。她尊重他的思想自由，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评判文学，因此不愿左右他的选择；但她有明确的偏好——马尔德吕斯版的题材和语言令她不安，她认为祖母也会不赞成它对熟悉的人名和拼法所作的改动。她的判断使祖母的思维习惯延续在母亲自己的阅读与言谈之中，尽管她尽量不把这份传承强加给儿子。她把两本书都交给他；他说，等到累得不想出门时，就会读它们。

在失去中重新建立的纽带

因此，这段关系既亲密，又伴随着迟来的理解。母亲的悲痛起初只是叙述者无法领会的现实；只有当他重新成为那个以祖母为中心的自我，他才认识到这份悲痛的力量。理解之后，两人便能通过交谈、共同回忆，以及种种延续逝者生命的细微做法彼此靠近。亲密的加深并未消除两人失去亲人的经历差异——叙述者把自己的悲痛描述为迟来的、短暂的，而母亲的悲伤早已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她在叙述者眼中的样子。

祖母的影响也改变了母子纽带的意义。按照叙述者的说法，死者兼并生者——母亲因哀悼和相貌相似，成为祖母中断的生命的延续者。儿子对这种承继的认识，与他对母亲的认识密不可分。他与母亲更加亲近，并非因为把祖母抛在身后，而是因为他看见记忆、物件、阅读与悲痛如何让那位缺席的女性在两人之间重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