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金发美人

冷战构成了小说中充满意识形态猜疑的氛围——这场公共冲突渗入好莱坞的劳资纠纷、演艺人员的政治声誉,甚至权势人物的私人房间。它使言论和交往都可能成为证据,同时又能借助国家安全的说辞,把对女性身体和文件的监视包装成例行公事。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忠诚审查,到一场关于古巴的紧张谈话,再到对玛丽莲·梦露住所的秘密搜查,小说展现了政治冲突如何通过制度与私人关系进入人们的生活。

忠诚审查、抗议与好莱坞黑名单

政治压力通过一九四七年哈里·杜鲁门总统颁布的第9835号行政命令所带来的后果引入叙事。该命令要求联邦雇员宣誓效忠并参与安全审查计划;私营企业也开始要求员工作出忠诚承诺。在这一背景下,一位未具名的好莱坞演员曾与其他演艺人员一起抗议,收集签名并发表声明,支持宪法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小说将这种倡议置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捍卫公民权利本身就可能招致怀疑。

这位演员与美国演员工会的过往也为攻击他提供了更多借口。一九四五年,该工会曾就医疗保障、改善工作条件、提高最低工资,以及电影重映时支付报酬等事项进行谈判。有人指控该组织遭共产党人渗透,使劳资纠纷变成政治负担。随后,匿名的反共告密者声称,这位演员长期与美国共产党成员交往,其中包括编剧道尔顿·特朗勃和林格·拉德纳二世。在公开抗议后不到一年,这位演员便受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审查。

可能面临的后果并不止于前往华盛顿特区出席委员会的正式听证。这位演员还可能遭受全国性负面报道、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天主教正派联盟发起的抵制,以及被列入一份制片厂矢口否认其存在的黑名单的危险。他的经纪人艾·伊·申恩在贝莱尔一栋律师别墅安排了一场与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非正式会面,希望避免传唤及其后果。这场佐以法国葡萄酒的私人晚宴,实际上成了一场非正式的政治审查。这位演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旅经历和直率的爱国立场,在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环境中颇为重要——叙事提醒读者,苏联刚刚还曾是美国的盟友,后来两国才在冷战中成为敌人。这一段把晚宴呈现为规避政治危险的尝试,而非对危险的轻易化解。

制片厂体系中的政治恐惧

同样的氛围也通过职业警告与缄默影响着玛丽莲·梦露。当她问另一项委员会是什么时,申恩迅速把一根手指放到嘴唇上。他一边挑动眉毛,一边把这个动作做得像是玩笑,但背后的恐惧却是真实的。他告诉她不必操心奥托·厄泽或卡斯·卓别林二世;他坚持说,话题关乎玛丽莲本人。他突然转移话题,把模糊的制度威胁变成针对个人的威胁——在好莱坞,政治审查同样可能落到明星身上,而不只是她周围的人。

小说还把玛丽莲的事业崛起与令政治焦虑变得司空见惯的新闻并置。艾·伊·申恩打电话祝贺她凭借《你的嘴唇灼热》的演出获得好评后,报纸头条接连刊出美国在朝鲜的伤亡、朱利叶斯·罗森堡和埃塞尔·罗森堡被判处死刑,以及苏联进行核试验的消息。她的成功发生在战争、间谍指控和原子弹威胁的公共报道之中。这种对照让公众关注显得变幻不定——对她演技的赞誉和她暴露于丑闻之中,属于同一个新闻充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即使名气日渐增长,演艺人员仍可能感到自己受到监视、处境脆弱。

古巴、总统权力与亲密关系

在后来的一次相处中,肯尼迪总统继续打电话交谈,玛丽莲则躺在他身旁。通话变得越发紧急,似乎转接给了另一位更重要的通话对象;谈话内容与古巴有关。这一场景把身体亲密与政治事务并置,却没有让二者各自归入互不相干的领域。起初,玛丽莲几乎听不懂谈话内容,但她听到了有关卡斯特罗、为猪湾入侵复仇,以及苏联可能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说法。通话持续到凌晨三点以后,国家危机占据着总统的注意力,玛丽莲则只能根据片段猜测事态的利害。

叙事通过玛丽莲的印象,而不是一份情况简报,来呈现这场政治交谈。她想到卡斯特罗的公众形象已从革命英雄转变为共产主义敌人,并把两位领导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声名显赫、野心勃勃,并声称为人民行事的男人。这些思考并未使她成为危机中的知情参与者——她不确定电话里的男人们打算做什么,也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在偷听。她所处的位置既亲密又被排斥在外。总统的怒气、导弹的话题,以及她把他的脾气与自己那位前棒球明星丈夫相比较,都让政治力量带上了切身而私人的锋芒;与此同时,她意识到别人期待她扮演性伴侣的角色,这让卧室也像是另一个承受压力的表演场所。

监视与将猜疑转化为证据

小说中最鲜明的冷战意象,出现在后来那段关于一名持枪闯入者潜入玛丽莲位于第五海伦娜大道12305号的僻静住所的叙述中。神枪手带着一把由告密者提供的钥匙,搜寻要交给上级的材料;上级将评估这些材料,然后将其销毁。叙事把他描绘成一个不会追究命令含义的行动人员。这种超然态度是这一事件的核心——政治机器根据猜疑采取行动,却不要求执行者理解或质疑更大的目的。

有人告诉这名行动人员,玛丽莲涉嫌参与美国国内外的颠覆组织,嫁给了一名被称为犹太颠覆分子的人,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苏加诺发生过性关系,还曾公开为卡斯特罗等领导人辩护。他也知道一些被描述为挑战国家权力的请愿书。这些细节呈现的是行动人员用来指控她的政治说辞,并非对每项指控的独立核实。他无法确定这次任务究竟是为了保护总统不受玛丽莲威胁,还是为了保护总统免遭有损其声誉的披露;这种不确定性动摇了所谓国家安全理由的可靠性——总统府与情报机构未必立场一致。

他拿走的第一件东西,是客厅花瓶里一朵积满灰尘的锡箔玫瑰。随后,他在书籍、杂志、剧本、盘子和杯子之间找到了玛丽莲的日记,并把手写的页面当作需要没收的证据。在这一连串行动中,政治猜疑把私人遗物变成了可能用来施压的把柄。因此,冷战的触角不仅体现在听证会、效忠宣誓和公开指控之中,也体现为私人记录容易遭到秘密搜集。小说将意识形态危险的说辞与一种制度联系起来——证据可以被搜集起来,留待日后销毁,而目标人物只能暴露于危险之中,真相也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