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鹰中的野性与驯化平衡

H是鹰

驯鹰中的野性与驯化平衡,指的是与鹰相处既需要迁就,也需要克制——受过训练的鸟进入人的日常生活,却不会因此成为人的所有物,也不会被完全驯化或理解。海伦·麦克唐纳与梅布斯相处的经历,以哀伤、孤立、狩猎、嬉戏以及人类诠释能力的限度,检验了这种平衡。最终的衡量标准并非麦克唐纳能否想象自己多么接近一只鹰,而是她能否与鹰共享世界,而不把自己的意义误当成鸟的本性。

由阶级与历史塑造的关系

驯鹰看似达成的平衡,也受到实践者身份和实践地点的影响。麦克唐纳解释说,隼类进行其典型狩猎需要广阔开阔的土地,因此,能否恰当地使用隼类,更取决于是否有财富或人脉,以及能否进入松鸡猎场、鹧鸪庄园或大片农田。历史著作把拥有“高贵”的隼类描述成贵族特权。相比之下,苍鹰可以在更多样的地方放飞,但独自训练苍鹰的人,也就是驯苍鹰者,常遭贬抑。因此,所谓高贵的驯隼与所谓较粗野的驯鹰之间的区别,既反映了社会资源的可及性,也体现了鸟类之间的差异。

这些判断帮助界定了哪些鸟被视为令人欣赏,哪些则被视为难以相处或令人不快。麦克唐纳曾接受这种等级观念——她喜爱隼类,认为苍鹰令人不安、危险,自己不愿放飞它们。后来,她阅读早期有关养苍鹰的记述,接触到另一种描述。一些十七世纪的作者称苍鹰害羞却合群,能回应善意的对待,也能够与人相伴。这种对照并不意味着鹰简单地变得驯服,反而说明驯鹰者的行为本身就是关系的一部分——鸟的反应与人接近、对待它的方式密不可分。

观察、训练与认同的限度

训练的实际工作始于留意鹰的反应。麦克唐纳描述了自己如何学着辨读姿势和羽毛状态,起初将其视为恐惧或自在的大致迹象,后来则能辨认更细微的情绪信号。仔细观察使驯鹰者得以预判鸟可能采取的行动。但高度专注也会改变观察者。麦克唐纳描述,哀伤与守候是她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只鹰的过程的一部分——她的注意力如此沉浸于鸟,以至于似乎开始分享它的忧惧和感知。

这种想象性的移动有两面。它能使训练者更敏锐地回应动物,也可能模糊观察与投射之间的界线。麦克唐纳早期的认同感使鹰的世界仿佛成了逃离自身世界的避难所。她后来形成的理解更有限,也更尊重对方——密切观察或许能揭示行为,却不会让鹰的内在生活与人的内在生活变得相同。因此,驯鹰中的平衡不仅取决于学会辨认鸟发出的信号,也取决于始终意识到鸟仍是与人不同的存在。

梅布斯在共同生活中的自主性

梅布斯的反应一再动摇人们对苍鹰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设想。克里斯蒂娜早期来访时,麦克唐纳摘下鹰罩,而克里斯蒂娜在附近阅读。梅布斯注视报纸的寻常翻动,后来第一次从麦克唐纳手上进食,并逐渐平静下来。这并非麦克唐纳原先想象的那种私密而庄严的相遇,而是在有他人和电视相伴的共用房间里发生。这个差异很重要——鹰的进展来自它对真实环境的自主反应,而不是依照训练者希望安排的场景发生。

嬉戏进一步复杂化了苍鹰只是严厉或孤僻的常见形象。梅布斯探查并啄咬一条纸带,麦克唐纳则用卷起的杂志当望远镜与它玩耍。后来,麦克唐纳用纸、薄纸和卡片制作玩具。梅布斯抓住揉皱的纸团,把它们抛回来,随后等待下一个纸团。斯图尔特怀疑苍鹰会玩耍,但这种反复的互动构成了她们共同生活的一部分。这既不能证明梅布斯像人,也不只是训练工具——互动的形态由它的行动塑造,麦克唐纳则作出回应并继续游戏。

当这段关系被置于关于性别与性情的既有假设之中时,维持平衡便更为困难。有人说麦克唐纳和她的雌鹰相处融洽,是因为两者都是雌性;此后,她查阅驯鹰书籍,发现其中把苍鹰描述为闷闷不乐、桀骜不驯、难以相处。她将这些说法与早期作者的观点相对照——后者强调粗暴对待可能引发恐惧或抗拒,而耐心、体贴的照料则能增进熟悉感。这一事件揭示,人们多么容易通过人类刻板印象解释鸟的行为,而不是留意具体的动物以及训练者对待它的方式。

野性、哀伤与失衡的代价

有一段时间,麦克唐纳与梅布斯的联结和丧亲之痛,以及她对日常人际交往的退避,紧密交织在一起。鹰的生活包含狩猎,而麦克唐纳觉得自己作为人类驯鹰者必须做的事,在情感上难以承受。她描述自己感到与人类群体疏离,也不确定自己在这一场景中的位置。在这段时期,野性并非一种简单有效的疗方。麦克唐纳意识到,其他驯鹰者或许能在户外独处与家庭、工作和日常生活之间取得平衡;她却觉得自己只有野性,没有任何平衡它的因素。

这一差异使利奥波德关于驯鹰既要在驯鹰者身上、也要在鹰身上取得平衡的说法,显得别具意义。随着麦克唐纳的生活重新展开——她重新与朋友联系、开始制订计划,并寻找房子——她注意到自己与梅布斯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她并不认为这是感情的失败,反而借此修正了一个假设——爱鹰并不意味着两者的世界必须重合。

缅因州一处后院里的狩猎,为这种修正提供了不同的场景。斯科特的红尾鵟在郊区树木间追逐松鼠,周围不远处就是房屋、栅栏和熟悉的居家生活迹象。麦克唐纳看到,凶猛的野性并非只在偏远的风景中展开,也会出现在寻常社区里。这次相遇动摇了野性必定存在于家园之外的观念,也表明人类与野生生命可以占据同一地点,却不必变成同一种存在。

分离而不疏离

麦克唐纳对梅布斯的最后思考,阐明了这种平衡的伦理意义。她重新审视T. H.怀特列出的与戈斯有关的人物和历史人物后,决意不把梅布斯变成象征、历史人物或恶棍。人们可以赋予鹰各种意义,但这些意义并不能穷尽这个活生生的动物。麦克唐纳坚持这一区别,标志着她从想象自己能够进入鹰的世界,转向承认鸟有属于它自己的生活。

因此,她们的共同生活既包含陪伴,也包含分离。麦克唐纳承认,自己曾把鹰带进自己的世界,随后又想象自己进入了梅布斯的世界。如今,她将这段关系理解为两种生命共同生活,却不消除彼此的差异。她手上的伤疤让她想起照料鹰的实际风险和工作;她则把其他不那么显眼的变化,与这段关系帮助她修复的事物联系起来。因此,驯鹰中的平衡既不是支配,也不是完全认同的幻想,而是一种持续的实践,包含观察、照料与限度——人和鹰依然彼此不同,而这种差异正是它们的陪伴具有意义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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