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意大利议会社会主义者退席事件

1919年意大利议会社会主义者退席事件，将议会开幕变成一场围绕君主制与人民主权的公开对峙。12月1日，在蒙特奇托里奥，社会主义者议员拒绝以欢呼礼赞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随后在尼古拉·邦巴奇带领下离开议事厅。这场退席使异议变得可见且富有戏剧性，但其振奋人心的希望很快便与政治上的混乱及街头暴力相冲突。

新议会与一场精心安排的拒绝

意大利王国新一届议会在阿里斯蒂德·萨托里奥创作的纪念性壁画带下召开。这组由五十幅蜡彩画组成的壁画横贯半圆形议事厅上方。寓言人物颂扬了年轻的意大利的美德与历史。下方的座席安排本身也宣告了一种政治变化——社会主义者议员占据了左侧最前面的三个区域，衣襟上别着红色康乃馨。回到议会的成员发现，他们惯常的座位已经被占。几十年来在议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乔瓦尼·焦利蒂，不得不让出自己的常用座位。这一幕展现的不是处于边缘的抗议力量，而是一支新近崛起的议会力量。

10时28分，在场代表约有五百人，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入场。参议员和众议员起立欢呼，社会主义者却仍坐着。他们的拒绝起初只是宏大欢呼声中的一个突兀例外。国王就座后，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请大会坐下，别着红色康乃馨的社会主义者议员随即起身。议事厅顿时安静下来；他们并非准备向国王发言，而是要离开国王和议会。

邦巴奇带领退席

尼古拉·邦巴奇走在离场议员队伍的最前面；他在博洛尼亚拥有庞大的选民支持。经过王座时，他直视国王，高喊：“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叙述以一个醒目的说法强调这一举动的规模——单是邦巴奇一人，除其他社会主义者议员之外，就有十万多名意大利人离开了蒙特奇托里奥。国王只能在空了一半的议事厅里发表演说。

这场离场既是对君主的拒绝，也是对另一种政治归属的公开展示。在国王受礼赞时继续坐着，随后集体起身离开，使抗议呈现出协调一致的身体姿态；邦巴奇的呼喊则为其指明了共和主义的方向。然而，这一举动让社会主义者退出了议事厅，却没有建立起在议会之外执政的途径。其象征意义一时颇具支配力，但接下来应当如何行动的政治纲领仍未解决。

振奋与随即而来的报复

在外面的广场上，离场的议员们互相祝贺、拥抱。他们的兴奋只持续了片刻。他们对当天余下时间毫无计划；象征性地征服意大利所带来的表面胜利，并未转化为对国家的掌控。当天下午，民族主义帮派在街头搜捕社会主义者，揪住他们的共和派领结，并迫使他们高喊效忠国王。到了晚上，新成立的意大利皇家卫队成员也参与了袭击。党领袖贾钦托·梅诺蒂·塞拉蒂被带到治安部门总部并遭到殴打。

退席时从容有序的编排与当天的强制手段之间的反差，是理解这一事件意义的关键。在议事厅里，社会主义者能够界定自己离场的含义；到了街头，他们却面对着愿意诉诸暴力、强行推行相互竞争的公共效忠立场的对手。因此，这一事件记录的不只是一个议会举动，也体现了异议的脆弱性——身处制度之内，并不能使人免受有组织的恐吓。

更广泛的大众政治斗争

这场退席发生之时，一场不断扩大的斗争正在展开——谁能够组织普通民众，又能代表他们发声。在随后的数月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力扎根于劳工与乡村网络——在艾米利亚，社会主义者控制了280个市镇中的223个；到1920年5月中旬，费拉拉无产阶级团结联盟拥有8.1万名成员。农工平均每年只有120天有活可做，这些联盟试图掌控雇用、工时安排、脱粒、种子供应和播种。这些后续发展并不意味着议会退席直接导致了这些情况；它们展现了罗马各方政治主张背后的物质冲突与组织力量。

法西斯动员同样会采用大众政治的语言与景观。1921年5月，伊塔洛·巴尔博带领五万名贫困农工进入费拉拉，要求兴办公共工程，并组织了一场占领行动，将法西斯分子塑造成面包与就业的提供者。在国家议会中，力量对比进一步变化——1922年11月贝尼托·墨索里尼进入众议院时，议事厅挤满了人，几乎所有议员都起立鼓掌，左翼代表仍是例外。1924年5月30日，贾科莫·马泰奥蒂在敌意的窃窃私语声中获准发言。这些后来的场景并未抹去退席的反抗意义；它们反而凸显了历史局势的逆转——议会仪式仍在延续，但反对派发言和行动所面临的环境日益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