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nunzio’s seizure of Fiume

M:世纪之子

邓南遮占领阜姆,使这座被占领的城市既成为对战后安排的挑战,也成为展现民族复兴的政治景观。本书的叙述中,阜姆所许诺的、更自由而年轻的未来,与支持流失、未能争取法西斯介入以及城市面临毁灭威胁的现实发生冲突;占领最终以投降和阜姆军团复员告终。

占领与阜姆的希望

邓南遮将1919年称作阜姆之年,而非凡尔赛谈判之年。他把自己视为充满恐惧、精疲力竭的欧洲象征的凡尔赛,与象征青春、美丽、光明和生命的阜姆相对照——这座城市身后承载着死者,前方则迎向尚未诞生的未来。因此,占领的意义不仅在于控制一座城市,也在于赋予它与众不同的对立性含义。阜姆被描绘成战胜国所制定的安排的一种鲜活替代方案。

邓南遮选择留在那里,认为那是地球上灵魂最自由的地方;与此同时,叙述强调,意大利人并未以他的愿景所需的数量或热情追随他。因此,他高调宣扬复兴,与一项支持者已在更广泛范围内流失的事业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形成对照。

统治、景观与支持减弱

在进军阜姆一周年之际,邓南遮向阜姆军团发表讲话,将这一年颂扬为激情之年,而非和平之年。然而,来自城市的消息削弱了英雄式新政治共同体的形象。皮耶特罗·南尼从阜姆返回后,将城中彰显王公气派与中世纪宏伟风格的种种场面称为闹剧;警方报告描绘了奢靡与恶习,区内医院则报告了腺鼠疫病例。两者形成鲜明对照——邓南遮将这座城市塑造成活力的象征,它却也充斥着污秽与疾病。

随着《拉帕洛条约》即将签署,占领当局的政治孤立愈发明显。贝尼托·墨索里尼敦促邓南遮接受条约,认为意大利公众大多已接受结果,并正在放弃阜姆事业。其他曾支持邓南遮的人也纷纷退出——米洛海军上将重申对国王的效忠,切凯里尼将军和西亚尼上校则以阜姆军团缺乏纪律为由离开。邓南遮不肯交出绝对权力,称这一特权是自己在无聊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他的拒绝保住了自己的权威,却无法重建围绕他的联盟。

向墨索里尼求援

阜姆似乎即将遭到进攻时,邓南遮向法西斯支持者发出一封亲笔求援信。巴利斯蒂上尉连夜赶路,将信带到米兰;信中要求他们信守承诺——如果政府发动邓南遮所称的自相残杀式进攻,他们就应起而响应。这封信揭示了两人政治关系的局限。墨索里尼称邓南遮是伟人,却认为他行事鲁莽,并拒绝承诺法西斯分子将采取行动,警告说警察可能立即逮捕他们。

这一拒绝反映出两人政治优先事项的分歧日益扩大。墨索里尼正转而与乔瓦尼·焦利蒂合作,并专注于全国政治机遇;在他看来,阜姆不值得法西斯组织为之冒险。因此,邓南遮的求援未能将占领转变为更广泛的起义,阜姆只能大体独自面对迫近的军事压力。

投降与复员

持续轰炸两天后,费拉里奥将军拒绝就阜姆军团投降进行谈判,并威胁要加剧进攻。阜姆的代表敦促邓南遮交出权力。他照办了,表示自己不能让城市承受毁灭与彻底死亡,并将权力移交给市长和市民。叙述还指出,他作为战士的象征性角色与他在战事中的行为有所距离——他留在书房里,没有与阜姆军团成员一同站上火线上。

12月31日下午4时30分,双方在阿巴齐亚签署协议,阜姆军团将全部撤出阜姆并复员。占领的结局逆转了它最初许下的希望。一座曾被颂扬为更自由未来之起点的城市,最终成了其武装追随者不得不撤离的地方,而邓南遮寻求的政治团结始终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