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西斯党的成立

国家法西斯党的成立源于1921年11月在罗马举行的一场代表大会。当时，代表们对法西斯分子是否应遵守与社会主义者缔结的停暴协定意见分歧。贝尼托·墨索里尼并未通过争取和平共识来化解危机，而是使协定不再成为必须遵守的条件，并将建立全国性政党置于运动未来的核心。因此，建党既意味着组织整合，也意味着放弃和解——运动恢复了内部团结，同时再次将政治暴力的目标转向外部。

背景与利害关系

代表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奥古斯都礼堂举行。这座剧院建于屋大维·奥古斯都陵墓旧址。会场环境为这场集会增添了帝国意涵，而与会者之间则存在尖锐分歧。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法西斯分子以领袖为中心结成不同派系。叙述称，波河流域、托斯卡纳、翁布里亚、威尼托和普利亚的激进派别拒绝墨索里尼提出的和平方案，并占据多数。这场争论并非无关紧要的程序分歧——它关系到运动究竟要与社会主义对手休战，还是继续走对抗路线。

墨索里尼公开表示，法西斯主义可以摆脱个人色彩，由群众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由一人独自承担；他还说自己准备退居幕后。然而，他可能退出并未平息冲突。他进入座无虚席的剧院时，现场只响起克制的掌声；异议派领袖迪诺·格兰迪则受到热烈欢呼。上午，代表们提出推迟讨论停暴协定，以安抚会场，结果遭到嘘声。数小时里，墨索里尼的支持者与格兰迪的支持者仍然针锋相对，代表大会似乎无法在领导人和运动方向上达成一致。

交易与和解

在公开对峙背后，墨索里尼和格兰迪前一天已经秘密会面。双方达成的协议是以建立法西斯党换取放弃停暴协定。因此，在代表们喧闹辩论之前，关键的政治选择已经作出——与社会主义者和平相处将被搁置，而如何组建政党仍有待决定。与会的法西斯黑衫队大声呼喊、提出抗议，仿佛结果由他们掌控，但决定性的交易早已在别处达成。

墨索里尼的演说将此前达成的协议转化为公开解决方案。他表示，如果代表大会不想就停暴协定表决，他就不会坚持表决；但如果大会进行表决，他便会在各条战线上继续斗争，并希望所有人支持到底。他一面施加压力，一面给予保证，随后将决定权交还代表大会。他没有让停暴协定继续成为检验团结的唯一标准，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他所说的更重要问题——纲领和建党。这一转变消除了眼前的争端。停暴协定被放弃，而建立政党的共识则为各派提供了新的团结基础。

格兰迪随后重申了将法西斯分子团结成坚实整体的目标，接着走下讲台。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他走向站在主席席桌旁的墨索里尼，与他拥抱。随后，楼座、乐池和各层看台的代表纷纷起立；和解的气氛传遍全场，与会者走上前拥抱墨索里尼。伊塔洛·卡帕尼将他举上主席台。叙述称，卡帕尼曾在佛罗伦萨杀害斯巴达科·拉瓦尼尼。在这场集体展示中，建党并非表现为平静的行政行为，而是被呈现为敌对领袖及其支持者经过一场公开、充满身体动作的和解后取得的结果。

党的纲领

次日，墨索里尼再次演说，历时三小时，且未使用预先准备的讲稿，为新党提出纲领。他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能够吸收其他政治传统、包括自由主义的综合力量，同时声称暴力已经埋葬了此前的斗争方式。这篇演说为一个宏大的政治构想赋予了组织形式——新党不仅是结束代表大会争端的工具，也是重塑国家生活的载体。

墨索里尼的纲领主张将意大利人统一为一个民族——威尼斯、罗马涅、托斯卡纳、西西里和撒丁等地方身份，应让位于统一的意大利身份。谈到国家边界之外时，他提出帝国抱负，认为国家要实现伟大，就必须拥有帝国观念。他的论述也为罗马天主教会及其长期拥有的普世权威留出空间，标志着他与其所斥为反教权过激行为的决裂。

谈到国家时，他宣称法西斯分子就是国家。在经济问题上，他援引了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他还论及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在他看来，群众需要解释者；法西斯主义将服务并教育群众，并在认为他们犯错时加以约束。纲领最后关注民族血统的健康，将这一计划从政治组织延伸到被设想为历史载体的人民。纲领内容广泛，把民族身份、帝国、教会、国家权威、群众领导和族群观念纳入同一套主张之中。

意义与后续发展

建党以一个能够团结运动的政党，取代了与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争议的协议，从而解决了具体的组织危机。代表大会上情绪的释放也遵循同一政治转向——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和解被描述为结束内部冲突，并为针对他人的暴力开辟道路。团结并不意味着温和，而意味着将冲突转向外部，同时赋予运动更正式的全国性组织，以及一套超越眼前街头政治的纲领。

建党还与战后更广泛的革新承诺相连。本书描述了一个旧政治人物已然凋零的欧洲，以及五百万返乡老兵组成的人群对既有边界形成的冲击。在较早的一次对照中，加布里埃莱·邓南遮曾将阜姆描绘成青春、生命和未来的象征，与凡尔赛的衰朽相对立。墨索里尼后来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民族重生，并以新人形象对抗旧政治秩序，也借助了类似的衰败与再生对立。在后来的一次纪念集会上，他描述了运动如何从小团体发展为军团和广大人群，又如何将一个人民转变为一个民族和国家。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政党为这种论述提供了制度载体。其革新承诺与强制性纲领并存，也与放弃拟议中的社会主义停战相伴；政党的成立巩固了运动，却没有终结使代表大会局势如此紧张的政治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