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瓦尔德

米哈·瓦尔德是格尔绍姆·瓦尔德的独子，也是阿塔莉娅·阿布拉瓦内尔的丈夫。他是一名战斗人员，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阵亡，留下的创伤重塑了父亲、妻子和沙尔蒂埃尔·阿布拉瓦内尔的生活。故事将他的命运写得既亲密又关乎政治——一个身体状况不适合战斗的人，却被父亲曾帮助灌输的爱国主义言辞推向战争；而留下来的家人也无法摆脱这一选择的后果。

身份与背景

米哈去世时三十七岁，几乎就要成为教授；在父亲看来，他已不再是个孩子。童年时，他因病被切除了一颗肾脏。这段病史并没有阻止他寻求服役——1947年末，在战争爆发前的混乱时期，他骗过了征兵委员会，据说委员会成员也乐于受骗。他身体上的脆弱，与围绕着他的尚武期待形成鲜明对照。

他是格尔绍姆·瓦尔德的独子，也是格尔绍姆永远不会拥有的孙子的父亲。他娶了沙尔蒂埃尔的女儿阿塔莉娅，与两个家庭的核心都十分亲近，因此他的死将两家的悲痛交织在一起。然而，叙述并未赋予米哈长篇的发言，也没有为他另设内心叙事。他的性格是通过留下之人的回忆、悔恨与沉默呈现出来的。

参战的选择

即使在家人之间，米哈入伍一事也引发争议。阿塔莉娅劝他别去，还嘲笑他冲出去玩士兵游戏的念头；在她看来，男人荒唐可笑，永远长不大。沙尔蒂埃尔也让米哈答应不去参战。他认为这场战争是由大卫·本-古里安鼓动、并为两个民族共同支持的疯狂之举；他主张双方的年轻人都放下武器，不要彼此残杀。

与此相反，格尔绍姆曾帮助塑造那种使米哈的离去显得理所当然的文化。他回忆说，自己曾以特尔海的守卫者、温盖特的夜间突击队、犹太警察特别部队以及马加比人的故事教育儿子，将他们都塑造成必须重振其精神的榜样。教师、同学和整个国家也强化了这一教诲。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反复响应这样的呼召——有一个声音呼唤他们，他们便去了；格尔绍姆意识到，自己也是那个声音的一部分。后来，他不禁想，如果他当年没有把战争描绘成神圣事业，也没有训练米哈投身其中，米哈或许就不会去了。

因此，米哈的决定既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勇敢，也不能只视为个人过失。阿塔莉娅和沙尔蒂埃尔试图阻止他，而格尔绍姆过去的信念和全国的氛围，却促成了他后来为之哀悼的行动。家庭对战争的争执与责任问题密不可分——格尔绍姆的悲痛中，也包含着这样的认知——把米哈送上战场的声音并不只来自家门之外。

巴卜瓦德之死

1948年4月2日，米哈加入一支武装车队，沿着经巴卜瓦德通往耶路撒冷的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前行。这条道路蜿蜒穿过一处深谷，阿拉伯战士从两侧山上向车队开火。傍晚将近时，车队指挥官担心夜幕降临后被困在狭窄的公路上。一些战士离开装甲卡车去清除石块路障；米哈就在被派上山坡、用自制手榴弹攻击狙击阵地的人之中。

进攻被击退。夜里，战士们撤退时带回了死者和伤员，但米哈不在被带回的人当中。直到车队接近耶路撒冷时，才有人发现他失踪了。次日黎明，一个排上山搜寻，其中包括米哈的亲密朋友，他们大多比他年轻十岁或十五岁；他们找到了他。叙述没有确定他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形——他或许受了伤，独自躺在那里呼救；也可能试图爬向公路；也可能在其他人撤离后被阿拉伯战士发现。阿塔莉娅后来讲述说，他的尸体遭到了肢解。她坚持认为，暴行发生的确切先后顺序无从得知；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她心头。

幸存者以不同方式讲述这场丧失。格尔绍姆只用几句断续的话说出日期和战斗，并称米哈是自己亲手带去牺牲的儿子。多年后，阿塔莉娅讲述了较为完整的经过，包括搜寻时的情形，以及尸体状况留下的未解疑问。这些叙述都指向同一个空缺，却展现了它不同的面向——父亲因促使儿子参战的力量而心怀愧疚，妻子则反复浮现战斗结束后发生之事的景象。

悲痛与家庭余波

阿塔莉娅并非直接从找到米哈的人那里得知详情，而是偶然获知。米哈去世约一年后，他的一位战友在加利利的工作事故中丧生，阿塔莉娅因此得到他的日记。日记用不到十个字记下米哈如何被发现于岩石之间。阿塔莉娅说，无论睁眼还是闭眼，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她都不断看见那个画面。这段简短的书面记录，成了创伤的源头，而创伤远远超出了那寥寥数语所能容纳的范围。

对格尔绍姆而言，悲痛与悔恨交织在一起。他说，米哈六岁时母亲去世，此后是他独自抚养儿子长大；他还说，是自己亲手带儿子去牺牲。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想象过沙尔蒂埃尔问他，这场战争是否值得用米哈的生命交换；但沙尔蒂埃尔从未真的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即使这个问题不曾说出口，它仍刺痛格尔绍姆，并标记出两个男人之间的沉默。他称自己是一个仍在说话的死人，而米哈的缺席则成为衡量家庭失去了什么的尺度。

米哈之死也终结了这个家庭共同未来的可能。格尔绍姆称米哈是自己永远不会拥有的孙子的父亲。米哈阵亡后，阿塔莉娅、格尔绍姆和沙尔蒂埃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两位年长男人之间的旧日争论也就此停止。他们不再重提争执；悲痛堵住了他们的话语，沉默笼罩着三个人。阿塔莉娅一边照料他们，一边每天在施特劳斯街的一家房地产事务所工作数小时。按照格尔绍姆的说法，这三个幸存者一起生活，仿佛被关在一艘潜艇里。

米哈去世两年后，沙尔蒂埃尔独自在厨房死去。格尔绍姆描述了他发现沙尔蒂埃尔时的情形——他伏在咖啡和报纸上，眼镜摔碎了，咖啡洒在桌子和地板上。阿塔莉娅后来的叙述将这场死亡置于米哈去世后多年的孤立之中——沙尔蒂埃尔的阿拉伯朋友被迫迁离，或被新边界隔在外面；他的犹太朋友则反过来视他为叛徒。于是，房子里容纳着两场彼此关联的丧失；但首先使家庭沉默、并使之后的幽居生活成为可能的，仍是米哈之死。

记忆与叙事意义

战斗十二年后，舒穆埃尔·阿什乘公共汽车离开耶路撒冷，看见沙阿尔哈盖附近林木葱郁的山丘，米哈曾在那里躺着，逐渐死去。城外的春日景色，与分治下的耶路撒冷所关联的路障、铁丝网、雷区和夜间枪声形成对照。舒穆埃尔想到，正是米哈的死让他得以在格尔绍姆和阿塔莉娅家中度过那个冬天；尽管拥有时间和独处的机会，他却觉得自己辜负了这份馈赠。这段旅程使米哈的缺席成了衡量舒穆埃尔在这个家庭中度过的时光的直接尺度。

米哈在叙事中的作用，取决于他的身后记忆，而非对他战前行动的长篇叙述。他的死既是一场具体的军事损失，也是家庭内部相互冲突的信念所造成的后果，更是这个家庭收缩并陷入沉默的中心。格尔绍姆的悔恨、阿塔莉娅反复浮现的幻象，以及舒穆埃尔对自己得到的那个冬天的反思，使米哈一直存在于故事之中；他并非一个已有定论的回忆，而是一个持续塑造生者生活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