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浪漫主义时期

波兰浪漫主义将独立的丧失转化为一种表达民族身份与政治牺牲的语言，但《农民》检视了这一遗产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贵族阶层。小说中的村庄面临着一项尚未解决的任务——让曾经受农奴制支配的农民成为民族共同体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地方土地与劳工斗争中的当事人。

历史与政治的形成

自文艺复兴以来，受俄罗斯占领的波兰领土逐渐形成了一种象征性语言，用以表达波兰公民身份，并跨越族裔身份的差异。波兰浪漫主义将这一传统推向顶峰。与西方浪漫主义相关的价值观——包括想象力、反叛、个性、理想主义和反抗暴政——在波兰语境中具有了独特的政治与革命力量；在这一语境下，国家失去独立以及爱国青年遭受迫害，共同滋养了一种民族政治神话。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和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帮助塑造了这一神话中的典范人物——一位愿意在战斗或密谋中冒生命危险，甚至牺牲生命，以恢复波兰的贵族。反复遭遇的失败增强了这一典范的力量。1794年泰德乌什·科希丘什科起义、1830—1831年十一月起义，以及1863—1864年反俄一月起义，都未能推翻俄罗斯统治，却强化了民族自由必须以牺牲为代价的观念。

农民尚未得到解决的地位

起义最初由波兰贵族发起，尽管农民也曾参与其中。他们的参与并未消除他们与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鸿沟——大多数土地所有者反对赋予农民公民权，这助长了农民对起义的犹豫，有时甚至令他们公开敌视起义。因此，建立在爱国牺牲基础上的民族理想，必须面对一段物质历史——许多农民曾被那个自称为波兰而行动的阶级剥夺自由与土地。

随着农奴制的终结，这一矛盾变得更加迫切。1864年，俄罗斯统治区废除了农奴制，时间晚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统治区。解放农民以及土地所有者阶级的衰落，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乡村，却未能保障繁荣——庄园必须为劳动力支付报酬，农业工资仍低得不足以维持劳动者生计，而普遍的文盲状况则缩窄了人们向上流动和从事其他工作的途径。因此，十九世纪后期的政治思想家逐渐认识到，若不在农民中建立民族意识，就无法设想一个强大而自由的波兰。

《农民》提出的问题

《农民》写于1900年至1908年之间，故事则设定在1883至1884年，将这一政治问题转化为小说问题。众多有名有姓的人物共同构成了农民阶级的个体化图景，而两条交织的冲突线索构成了故事的核心——富有的老博雷纳与雅格娜的婚姻，以及雅格娜与老博雷纳之子安特克的私情。除了这一家庭冲突，村民还与乡绅庄园争执，因为庄园出售并砍伐了一片村民视为共有的森林。

小说追问，曾受农奴制支配的农民如何才能成为波兰人；当教育与行政机构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时，他们又如何才能成为真心依附于波兰的公民。雷蒙特的政治参与，包括他与国家民主运动及其领导人罗曼·德莫夫斯基的密切接触，使这一问题拥有了超越村庄情节的背景。然而，小说的叙述持怀疑态度——它将新的波兰农民政治阶层的出现描绘成一场未能足月的诞生。

民族语言与地方行动

森林冲突展现了集体政治语言的力量与局限。安特克同时向农民和雇工讲话，将庄园伐木、不雇用当地人以及累积多年的伤害，说成共同的不公。村民则以保卫森林的呼声作答；冲突中，老博雷纳动员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攻击庄园的人马。这些场景将围绕习惯权利、就业和权力的眼前争端，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契机。

但共同的愤怒本身并不能解决民族归属的问题。后来，一名来自普日伦克的农民指责罗霍站在贵族一边，并挑唆村民反对官员；这番指责遭到众人斥责，却也揭示出持续存在的不信任——谁能代表村庄发言，政治诉求又服务于谁的利益。两者的对照阐明了小说的历史论点——民族意识不能仅凭继承而来的爱国理想宣告建立。它必须正视农民自身遭受剥夺、劳动与排斥的经历，也必须面对那个本应体现民族意识的共同体内部仍然存在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