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洛丝·普赖斯—玛丽安·普赖斯

多洛丝·普赖斯和玛丽安·普赖斯是一对姐妹，亲密关系成为她们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的重要特征。她们一起在北爱尔兰参加反歧视游行，加入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参与秘密行动，并肩承受监禁和长期绝食抗议。危险与囚禁中的相伴为她们提供了慰藉，但共同的身份也会让分离如同决裂——玛丽安于1980年获释时，多洛丝既为她感到欣喜，也为两人不再成双作伴的生活结束而悲伤。

童年与早年的情谊

姐妹俩在西贝尔法斯特的一个共和派家庭中一同长大。玛丽安比多洛丝小几岁，但她们常常形影不离，以至于人们会把她们当成双胞胎。她们不仅共用一间卧室，也共睡一张床，还亲昵地称呼彼此——多洛丝的小名是“多茨”，玛丽安的小名是“玛尔”。在安德森斯敦一带，人们也称她们为艾伯特的女儿们；这个共同的公众身份，反映了她们父亲在家庭共和派生活中的地位。

她们的亲密不仅体现在居住安排上，也表现在举止间。1969年1月1日从贝尔法斯特前往德里的游行中，十八岁的多洛丝和年幼的妹妹跟着学生抗议者前行，一路热烈交谈、有说有笑。这场游行反对对天主教徒的制度性歧视；姐妹俩加入的运动以美国民权运动及其非暴力抗议范例为借鉴。然而，在伯恩托利特桥，她们遭遇伏击，身陷袭击之中——袭击者先投掷石块、砖头和瓶子，随后手持棍棒、撬棍和其他武器冲向游行者。袭击持续时，姐妹俩翻过树篱躲避。她们一同参加了游行；所遭遇的暴力将推动她们两人的人生转向。

从抗议走向秘密行动

返回贝尔法斯特后，伯恩托利特桥事件改变了姐妹俩。她们的父亲后来表示，她们再也没有恢复原来的样子。多洛丝逐渐相信，和平游行无法带来爱尔兰所需的改变，并于1971年在家中正式加入爱尔兰共和军。玛丽安也加入了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她们白天继续上学或读大学，夜晚则外出执行行动；在这种保密文化中，即便是支持她们的父母，也可能为了自身安全而被蒙在鼓里。

姐妹俩共同参与行动，并非只是象征性的。她们担任信使，运送人员、金钱和弹药，并利用女性通常较少受到盘查这一点。多洛丝多次持有一张以“罗茜”为名的假驾照越境。检查站的士兵渐渐认得她，会向她打招呼，却没察觉她的身份。玛丽安当时还未成年，无照驾驶，有一次运送一辆汽车，车门驾驶座一侧的夹层后藏着炸药。在检查站，她亲自打开车门走出来，引得一名士兵注意她的迷你裙，而不是藏匿的炸药。他挥手放她通行。

她们也共同参与武装行动。1972年夏天，姐妹俩和另一名女性志愿者伪装成修女，抢劫了一家爱尔兰联合银行分行。她们加入了“未知者”——这个秘密小组负责将乔·林斯基送过边境，让他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并很可能被处决。在一次短暂停火期间，多洛丝享受了这段喘息时间，姐妹俩与该小组的联系仍在继续。后来，伦敦爆炸行动的计划逐渐成形，玛丽安成为招募来执行这项危险行动的小团队成员之一。多洛丝被任命为行动负责人，玛丽安和休·菲尼则担任她的副手。因此，姐妹俩的角色紧密相连，但指挥责任由多洛丝承担。

审判与共同绝食抗议

爆炸小组在希思罗机场逮捕地点被捕后，普赖斯姐妹拒绝穿监狱制服。她们认为自己是被俘的士兵，而不是普通罪犯，于是把粗糙的监狱毛毯披在身上。在羁押期间被分开后，她们曾短暂地在一间审讯室相遇，多洛丝劝玛丽安什么也不要说。这一刻，她们共同遵守的纪律浓缩成姐妹间的寥寥数语，却也体现出她们的情谊如何融入更广泛的共和派沉默守则。

在伦敦爆炸案审判中，两姐妹都被判有罪。法院最初因多洛丝、玛丽安和休·菲尼担任领导角色而判处三人三十年监禁；多洛丝称这项判决等同死刑。随后，法官将他们的刑期减至二十年，但姐妹俩当庭出言反对。在离开温彻斯特城堡大厅之前，她们宣布将拒绝进食，直至获得政治犯身份并被转送至北爱尔兰服刑。她们被送往布里克斯顿监狱——一所全男子监狱——并一同开始绝食抗议。

这场绝食抗议让她们的关系承受了身体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12月3日，监狱工作人员按住多洛丝，并通过管子向她强行灌入由生鸡蛋、橙汁和液态康普兰营养饮品调成的混合物。事后，她在操场上找到玛丽安，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多洛丝说，她觉得自己无法再承受一次；玛丽安告诉她，她可以退出绝食抗议。多洛丝拒绝留下玛丽安独自坚持，坚持说她们要么一起结束绝食，要么谁也不结束。两天后，玛丽安也遭到强行灌食。此后，这一过程成为两姐妹每天都要承受的煎熬——每天上午十点，医生和护士都会来到牢房，按住她们并给她们灌食。

经过206天，多洛丝和玛丽安与杰瑞·凯利、休·菲尼一起宣布结束绝食抗议。她们表示，这项行动旨在争取政治犯身份和转移监狱，而不是寻死；她们也得到保证，将被送回北爱尔兰。转移并未立即发生。姐妹俩从布里克斯顿监狱被转到达勒姆监狱的女囚区，1975年3月又被送往阿马女子监狱。她们共同提出的要求为她们争取到了保证，并最终促成转狱，但没有让她们立刻回到她们希望前往的地方。

分离及其后续影响

在多年的囚禁中，她们的亲密关系一直延续，但姐妹俩的身心健康日益脆弱。绝食抗议后，两人都难以重新恢复正常饮食。在阿马女子监狱，她们再次停止进食；玛丽安的体重急剧下降，一份政府评估警告说，如果继续将她留在狱中，就可能等于任由她死去。1980年4月30日，玛丽安获释，并使用假名前往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接受治疗。她次日离开医院，促使英国小报声称她的病情只是策划越狱的手段。

对多洛丝而言，玛丽安获释立刻带来了深切的宽慰——她的妹妹曾命悬一线，如今终于能够活下去。但这也首次终结了姐妹俩在每一种重要身份中都相伴相依的经历——作为艾伯特的女儿、抗议者、“未知者”成员、囚犯和绝食者。多洛丝后来将这次分离形容为与自己的连体双胞胎分开。这个比喻道出了她们亲密关系的两面——玛丽安活下来令人欣喜，而她重获自由却让多洛丝独自留在狱中。

姐妹俩此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晚年，多洛丝不再把暴力作为追求爱尔兰统一的手段，但仍认同共和主义，并支持杰瑞·亚当斯在西贝尔法斯特的选举活动。现有叙述最鲜明地展现了她们共同生活的时期，是两人携手行动并共同受苦的那些年；玛丽安获释，则标志着这段共同生活决定性的断裂。因此，她们的关系既讲述了相互扶持、共同坚持的故事，也记录了强烈的共同身份仍无法阻止各自不同境遇带来痛苦后果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