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的杀人罪疚

无名叙述者杀害留美记者桑尼后的罪疚，并非一时反应，不会在他行凶之后便逐渐消退。枪击后的几分钟里，这份罪疚始终萦绕着他；第二天早晨，尽管他试图与拉娜恢复亲密生活，罪疚仍再次浮现；此后，他启程离开美国时，也依然受它纠缠。叙述将罪疚落实为身体反应与一连串具体举动——恶心、刻意调整呼吸、逐件穿戴伪装，以及令人煎熬地确认留美记者桑尼是否还活着。无名叙述者如约完成了杀戮，但无论这项任务本身，还是它看似不可避免的必要性，都无法让他觉得此事已经了结。

杀戮及其直接后果

无名叙述者开了好几枪之后，站在留美记者桑尼身旁。留美记者桑尼脸朝下倒在地上，鼻子摔断了；鲜血从他头部的伤口流出，一只手掌心朝上，掌心被打穿了一个洞。这些细节吸引着无名叙述者的注意力，他的身体却在抗拒——他吞下的淀粉在胃里化开，他竭力不让胃里的液体吐出来。他想起在家等着留美记者桑尼打电话的索菲娅·森。那个没有打来的电话，成了一段关系被切断的意象；留美记者桑尼已经越过一道鸿沟，再也没有电话能够跨过它传回来。

他记忆中母亲的声音打断了眼前的场景，问他会不会比身边的人更好。这个问题没有带来安慰，也没有作出裁决。相反，它让这场杀戮面对着一个无名叙述者无法轻易置之不理的道德标准。他试着缓缓吸气、呼气，让自己镇定下来，随后想起邦曾向他保证，他做的是不得不做的事。这番宽慰帮他继续行动，但他必须如此费力地唤起它，说明服从命令并没有消除他的责任。

无名叙述者离开前改变了自己的外表。他脱下防风夹克和短袖衫，换上蓝色马球衫；又脱掉牛仔裤和帆布鞋，换上卡其裤和便鞋；他把夹克翻过来，露出素白的一面，再戴上金发假发、棒球帽和有色眼镜。邦设计了这套伪装，让无名叙述者看起来像个普通的白人男子，而不是一个显然在遮掩身份的人。这番变装出于实际考虑，目的是降低被认出的可能；但它也让他试图与自己的行为拉开距离这件事，有了具体的外在形式。

最后的确认

走到门口时，无名叙述者觉得自己听见留美记者桑尼呻吟了一声。他无法确定那声音是真是假，于是回到尸体旁跪下。留美记者桑尼露出的眼睛看起来空洞无神，无名叙述者以为他已经死了。邦曾警告他说，死人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这句话让他无法忽略那份不确定。无名叙述者把手指靠近那只眼睛，碰了碰。留美记者桑尼眨了眨眼。

因此，无名叙述者最后一枪从一英尺外射入留美记者桑尼的太阳穴，并非只是完成一场处决时又采取的一个行动。这一枪之前，他直接试探了留美记者桑尼是否还有反应；随后，为了结束这份不确定，他采取行动确保留美记者桑尼死亡。无名叙述者用了三分多钟才完成杀戮。他离开时，试着摆出邦建议的总统般的自信；可他一走到车旁，那份镇定便立刻瓦解——他跪在车轮拱罩旁，朝阴沟呕吐。他的伪装让他得以离开那栋楼，却无法阻止身体显露他所做之事带来的反应。

必要性、共谋与逃离

第二天早晨，邦把这场杀戮视为不得不做的事，并劝无名叙述者喝苏格兰威士忌。他说重返战场是最好的疗法，但无名叙述者的经历与这种保证相矛盾——即便他与拉娜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也没能忘记留美记者桑尼。尽管他重新与拉娜发展亲密关系，心里仍不得安宁；因此，私人亲密关系无法简单取代或抹去暴力的记忆。

南越将军相信无名叙述者会在约定的日期完成杀戮，并在前一周就给了他机票。无名叙述者在南越将军的办公室里张口时，南越将军便在他开口前制止了他。这一幕表明，这项行动处于一连串期望与命令之中；但无名叙述者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内心平静。后来，他用密码给曼写信，承认自己违抗了曼的命令，并解释说他正与邦一同返回，去救邦的命。他还没有任何计划。两者形成了重要对照——无名叙述者通过杀死留美记者桑尼履行了一项义务，而他接下来承担的责任，是设法营救邦。

谋杀发生两天后，无名叙述者与邦、饱经风霜的上尉和冷漠寡言的中尉一同离开。在他们启程之前，还没有人注意到留美记者桑尼失踪了，索菲娅·森或许是例外。在飞机上，无名叙述者神情恍惚、浑身不适；他描述留美记者桑尼和肥胖少校就在自己身旁。这个意象属于他对旅程的叙述，使死亡成为启程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已经结束、可以安然抛在身后的事件。无名叙述者一边想着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平凡自由与舒适，一边看着美国逐渐远去；而这场杀戮仍是他离去时必须承担的直接代价。

回忆与更广泛的重担

书中把无名叙述者对杀戮的反应，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模式中呈现——强迫、旁观，以及受到牵连而无法尽责。后来遭到审讯时，他回想起遭南越警察侵害的女情报员在被称作“电影院”的房间里遭受酷刑和性侵。他当时与克劳德一同旁观，肥胖少校和三名警察也在场。这段记忆带着具体细节重现，包括施暴者留在那名女子体内的汽水瓶；无名叙述者称自己的回忆黏滞难去。这件事与刺杀留美记者桑尼不同——无名叙述者是那名女情报员遭受侵害的目击者，而不是施害者。然而，被迫重新面对自己所见的一切，使书中的关注从杀人的罪疚扩展到目睹暴力、却仍身处于纵容暴力的机制之中的重担。

无名叙述者的叙述形式拒绝给出干净利落的道德结论。邦务实的建议、南越将军的期望、无名叙述者身体上的反胃，以及他记忆中母亲的质问，彼此并存，谁也没有抵消其他因素。无名叙述者可以称这场杀戮是必要的，却依然无法忘记；他可以伪装着离开现场，却仍把后果带进接下来的旅程。因此，他的罪疚并未被呈现为已经完成的忏悔或赎罪，而是持续存在于一场冲突之中——他承认自己负有责任，亲手实施了暴力，却仍被要求为他人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