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BARK审讯手册
同情者在无名叙述者的叙述中,KUBARK审讯手册既是培训教材,也是心理解读的视角——克劳德以此授课,书中对负罪感深重者的描述也影响了他对留美记者桑尼的解读。手册为审讯人员提供了理解受审者抵抗及其可能如何回应惩罚的分类,但叙述也划出了一条界线——书面指导与手册未曾记载的胁迫手段并不相同。
在克劳德课程中的运用
无名叙述者回忆,自己曾在审讯课程中跟克劳德一起研读手册。书中列出审讯人员可能遇到的几种性格类型,使审讯不仅关乎获取信息,也关乎对受审者进行分类。后来,克劳德在谈论留美记者桑尼时引用手册,把书中的心理学词汇当作解释此人行为的一种方式。
手册的影响并不止于有关留美记者桑尼的谈话。回忆对一名遭南越警察侵害的女情报员的审讯时,无名叙述者列出了在那个被称作“电影院”的房间里使用的手段,包括打电话、乘飞机、用水桶、用别针和纸配合电风扇、按摩、蜥蜴、点灼以及鳗鱼。他补充说,这些手段没有一种出现在书中,甚至连克劳德也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只知道在克劳德进入这一行之前就有人使用过这些手段。这一区分表明,手册虽是指导来源,却并未完整记录审讯人员实际采用的手段。
负罪感深重的人格
克劳德认为,留美记者桑尼属于手册所说的负罪感深重者。书中描述的这类人良心残酷而不切实际,反复沉溺于罪疚,有时寻求赎罪,有时又把责任归咎于他人。这类人会寻找他人罪责更重的证据,可能一再想着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甚至会主动招致虐待,将其当作一种惩罚。
手册还提出,强烈的罪疚感可能使人停止抵抗,并在受到惩罚时合作,因为惩罚本身可能带来满足感。这是一种关于可能反应的条件性心理学论断,并非对任何个人的确定判断。叙述之所以强调这一区别,是因为同一种惩罚既可以是审讯人员施加的胁迫,也可能依照手册的理论,成为负罪感深重者主动寻求的东西。
克劳德对留美记者桑尼的解读
克劳德告诉无名叙述者,留美记者桑尼就是那个负罪感深重的人时,无名叙述者想起了手册中相关的段落。克劳德是在一段谈论无名叙述者所做之事的对话后作出这一诊断的——克劳德说,据南越将军所言,那个人是自找的;无名叙述者反对这种说法,而克劳德解释说,他的意思是,那种类型的人在面对处决之前都会感到不安,面对行刑队时,甚至可能坚持声称自己始终是对的。克劳德把手册而非自己的断言,说成这一解读的依据。
无名叙述者承认留美记者桑尼或许符合这一描述,但拒绝断言。他明白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审讯留美记者桑尼、检验克劳德的解读了。因此,手册虽提供了一种解释,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归纳了一种关于罪疚与惩罚的模式,却无法确定留美记者桑尼本人有何感受或意图。
局限与叙事意义
手册中的心理分类与身体胁迫的场景并置,却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在关于审讯那名女情报员的叙述中,无名叙述者描述了书中没有记载的酷刑手段;在另一处有关水刑的段落中,他也区分了电影中的模拟表演与据称由幸存囚犯描述的真实感受。在这些例子中,书面指导、呈现出来的暴力,以及无名叙述者事后的认知,始终属于不同类型的证据。
这种区分使手册的权威性显得令人不安。书中的分类帮助克劳德把一个人转化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审讯类型,但无名叙述者对留美记者桑尼仍心存疑虑,不愿把这一分类当作对一个人一生的完整描述。手册可以说明惩罚为何可能促使人合作,却无法判定某个人的行为是否由其罪疚所致,也无法涵盖审讯室中实施的所有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