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彼得森

弗雷德·彼得森是弗兰克·彼得森和奥利·彼得森的父亲，也是阿琳·彼得森的丈夫。弗兰克遇害后，弗雷德的家庭接连遭受损失——阿琳突然倒下并去世，弗雷德后来也试图自杀。他活了下来，却陷入昏迷，脑功能仅余极有限的程度。他的故事让谋杀案的后果呈现于家庭生活之中，展现丧亲之痛如何扰乱家庭角色，并令那些留下来承受苦难的人陷入沉默。

身份与家庭生活

家庭陷入危机之前，弗雷德和阿琳分担家务——弗雷德挣钱养家，阿琳则负责账单和各项实际安排。最近一次体检时，医生曾劝弗雷德帮助阿琳控制二型糖尿病并减轻体重；弗雷德依然觉得她很美，但在弗兰克去世之后，这些寻常琐事也被蒙上阴影。两人的大儿子奥利当时十七岁。弗兰克遇害后，奥利成了家中唯一活着的儿子；弗雷德虽然努力考虑剩下的家人需要什么，却也意识到了这一变化。

弗雷德不习惯料理家里的事务。阿琳去世后，他明白自己必须负责安排她的葬礼，因为无人可代劳；然而，弗兰克的葬礼刚办完不久，又要考虑如何支付第二场葬礼的费用，令他不堪重负。家庭角色就此逆转——原本依赖阿琳处理实际事务的丈夫，如今必须亲自安排后事；悲痛也因此与日常责任纠缠在一起。

弗兰克的追悼会与阿琳之死

弗兰克葬礼后的聚会中，弗雷德和奥利一边收拾，一边应付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访客。聚会原本已近尾声，忽然传来特里·梅特兰因谋杀弗兰克而被捕的消息；这一宣布又引来第二波访客，其中一些人愤怒地谈起死刑的可能性。邻居、前来慰问的人以及布里克斯顿神父教会的成员等五六十人先后到场。弗雷德和奥利默默做事，无法互相给予他们此前数小时一直从别人那里接受的安慰。

最后一批客人离开后，阿琳仍躺在沙发上。弗雷德原以为她终于能释放一直压在心里的悲痛，但场面却骤然转为另一场家庭危机。阿琳在厨房里开始发笑，笑声逐渐变成歇斯底里的发作；她说自己觉得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弗雷德试图在她倒下时接住她。奥利呼救，弗雷德则检查她是否还有脉搏，并尝试心肺复苏。有一刻，阿琳睁开眼睛，弗雷德以为她醒了过来，但看似好转的迹象并未持续。

在医院里，医生告诉弗雷德和奥利，尽管医疗团队尽力抢救，阿琳还是去世了。弗雷德难以置信地喊了出来。奥利后来觉得，一个星期之内，这个四口之家已变成只剩他和父亲两个人。阿琳之死并非只是又添一场葬礼——它夺走了那个曾经安排上一场葬礼的人，也让弗雷德和奥利失去了她，只能独自面对悲痛。

没有阿琳的家庭

弗雷德和奥利从医院回来后，坐在一起看一场两人都不太在意的足球比赛。最后，弗雷德拿出阿琳那本褪色的红色通讯录，找到殡仪馆的电话号码。磨旧的封面，以及他熟悉的她手持通讯录的模样，令他想起多年来她如何打理家里的大小事务，弗雷德于是哭了起来。通讯录既是他如今需要的实用工具，也提醒着他，她离去后，那些日常照料也随之消失。

实际安排显露出弗雷德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阿琳操持家务。奥利在她书桌里的文件夹中找到了丧葬保险文件，夹在抵押贷款协议和家电保修文件之间。他还发现了几份空白讣告表格，是阿琳照着她为弗兰克填写的表格复印的。即使在悲痛之中，她也为可能出现的差错做了周全准备。奥利填写讣告，并在与殡仪馆联系后收拾厨房；承担这些眼前事务的并不是弗雷德。两人的角色发生变化——奥利默默处理着母亲早已预备好的事务，而父亲却难以应付。

弗兰克的追悼会结束后，奥利曾令弗雷德惊讶，因为他毫无怨言地帮忙收拾屋子。弗雷德明白，儿子也在悲痛之中；奥利今晚能做这些事，并不意味着他就该被期待着不再做个男孩。弗雷德希望让他逐渐回到普通少年的生活，即使自己此刻还想不到该对他说什么。父子之间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彼此不关心，而是他们承受悲痛的一种方式。

未遂自杀及其后果

弗兰克和阿琳相继去世，加上弗雷德不得不设想同一天在同一家殡仪馆参加两场葬礼——一场为他的家人举行，另一场则为被认定对弗兰克之死负责的人举行——使他觉得自己无法熬过第二天早晨。他在自家后院试图自杀，借助脚凳和绳子上吊。树枝断裂，令这一企图失败。邻居吉布森太太为他做人工呼吸，帮助他保住性命。

弗雷德被送往医院，后果严重。拉尔夫·安德森探望时，弗雷德躺在重症监护室，脖子缠着绷带并由颈托固定，靠呼吸机辅助呼吸。监护仪显示数值极低，杰克·霍斯金斯说，他认为弗雷德不会康复。医生说弗雷德苏醒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后来，拉尔夫在304号病房看见彼得森家仅存的家人，对方几乎没有反应，仍依靠机器呼吸。

因此，弗雷德的自杀未遂并没有让他回到自己想要团聚的家庭。相反，这让奥利失去了能够照料他的双亲，也使弗雷德自己成了需要接受照料的人。拉尔夫所看到的、从弗兰克遇害向外扩散的后果中，也包括了这次未遂自杀——受到持久伤害的不仅是彼得森一家，还有梅特兰一家以及与调查有关的人。拉尔夫觉得，这种伤害格外切身，仿佛这些家庭遭到了针对；但叙述将其呈现为他的感受，而非已经确立的解释。

叙事意义

弗雷德的经历体现出家庭生活中的琐事与谋杀案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之间的强烈反差。葬礼安排、保险文件、通讯录、洗碗，以及让儿子重新做回男孩，都是实际细节；合在一起，它们展现了暴力如何摧毁这些人的生活。家庭成员的角色在短时间内接连改变——阿琳先操办弗兰克的葬礼，随后去世；弗雷德意识到自己必须安排她的后事，但找出文件并填写讣告的却是奥利；接着，弗雷德的自杀未遂使奥利失去了能够照料他的在世父母。

叙事也通过弗雷德的沉默与缺席，让这份伤害清晰可见。弗兰克的追悼会上，弗雷德和奥利无法安慰彼此；之后，弗雷德也找不到对儿子说的话。他住院之后，再也无法为自己说话；拉尔夫离开他的病床时，则因这起案件给彼得森一家和其他人造成的伤害而不堪重负。因此，弗雷德的故事标示出这起核心罪案带来的人性代价，而没有把这种代价简化为某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问题——谋杀案的后果持续存在，体现在丧亲之痛、照料关系受扰以及父母双双离去的家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