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

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是水门闯入案发生时的政治背景——起初，这起闯入事件似乎不可能是共和党所为，后来却逐渐与一笔秘密资金及高层官员作出的决定联系起来。理查德·尼克松的强势地位、民主党内部尚未平息的角逐，以及竞选活动的隐秘运作机制并行发展——尼克松连任的前景似乎越来越稳固之际，记者和后来参与调查的人追查资金与决策权的流向，发现其指向针对反对派的行动，以及控制这些行动所暴露问题的种种努力。

竞选中的政治力量对比

1972年6月17日，距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不到一个月时，理查德·尼克松在民调中领先所有已宣布参选的民主党候选人至少19个百分点。他所设想的共和党多数派或许能够主导本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这一前景似乎触手可及。与此同时，民主党正接近一场激烈初选季的尾声，来自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逐渐成为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人选。白宫和民主党专业人士都认为，麦戈文是尼克松最弱的对手。在这种政治力量对比之下，共和党人安排闯入行动的可能性起初似乎不大；最初的报道并未弄清是谁指使嫌疑人，也未说明他们为何想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

被捕人员使这起闯入案与更广泛、更复杂的竞选氛围联系起来。四名嫌疑人——伯纳德·巴克、弗랭克·斯特吉斯、维吉利奥·冈萨雷斯和欧亨尼奥·马丁内斯——来自迈阿密，曾参与反卡斯特罗活动；据称他们也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据报道，四人中唯一的非古巴裔斯特吉斯正在招募激进的古巴人，准备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示威。一名古巴裔领袖告诉卡尔·伯恩斯坦，斯特吉斯和其他被称为前中央情报局人员的人打算雇用挑衅者，在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于街头与反战示威者冲突。这些报道将嫌疑人与闯入事件之外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但当时仍未确定是谁指使了他们。

行动背后的资金与决策权

一个财务线索来自一张面额2.5万美元、收款人为肯尼斯·达尔伯格的银行本票。该票于4月20日存入，与四张墨西哥支票一同入账，存款总额达到11.4万美元。伯纳德·巴克在四天后提取了2.5万美元；其余8.9万美元则另行提取。这些支票的流转路径和取款记录为调查人员和记者提供了可追查的具体交易，而审查记录的人当时仍不清楚达尔伯格扮演什么角色。

《华盛顿邮报》后来报道称，水门间谍行动的资金由约翰·米切尔的几名主要助手控制。米切尔曾担任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经理，这笔钱存放在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特别账户中。该账户有超过30万美元专用于敏感政治项目，戈登·利迪曾从中领取资金。与该账户有关的记录遭到销毁；休·斯隆则因对水门事件产生怀疑而辞去财务主管职务。这篇报道的意义不止于揭示资金规模——它表明窃贼遭起诉并未终结这一阴谋，而且竞选工作人员或许仍掌握着有关其组织方式的答案。

斯隆讲述了这笔资金的决策权如何运作。有人首次向他索要资金时，他致电美国司法部的米切尔；米切尔让他拨款。这类电话始于1971年，在一项预算超过5000万美元的竞选活动中看起来很平常。米切尔起初拥有批准支出的唯一权限，后来将权限交给其他人，其中包括杰布·马格鲁德。因此，斯隆的说法不仅将这笔资金与竞选助手联系起来，也将其与米切尔担任司法部长期间作出的决定联系起来。他提醒说，这种联系本身并不能证明米切尔知晓窃听行动；但他表示，自己不相信涉事人员会把钱用于未经授权的项目。

沉默、恐惧与报道线索

记者搜寻证据时，竞选委员会内部承受的压力显而易见。8月中旬，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利用一份工作人员名册——上面列有姓名、分机号码和楼层——推断哪些人彼此共事，以及各自向谁汇报。报纸晚间7时45分的首版截稿时间一过，他们便登门拜访竞选委员会员工；有时伍德沃德开着他1970年的卡曼·吉亚汽车同行。一名员工浑身发抖，恳求伯恩斯坦趁别人还没看见他赶快离开；另一人说自己想帮忙，随即哭了起来。这些反应显示了调查周围的压力，即使员工无法提供细节也是如此。

一条反复出现的线索涉及戈登·利迪的秘书萨莉·哈莫尼。记者听说她没有向联邦调查局和大陪审团说出所知的一切；一名司法部律师证实，检方不信任她的证词，却没有足够证据以伪证罪起诉她。员工们也以转述的方式、但没有提供具体细节地提到，闯入事件发生后，记录立即遭到大规模销毁。曾为斯隆工作、后来升任莫里斯·斯坦斯手下职务的竞选委员会账簿管理员说，先前出席大陪审团作证的人已经撒了谎，萨莉·哈莫尼等人也撒了谎。她的说法有助于证实隐瞒信息的模式，但没有说明每个人究竟隐瞒了什么。

斯隆本人的说法解释了组织内部团结要求所带来的压力。他说，没有人明确命令他不得说话，但传达的信息很清楚：“守住阵线”，或“让这条船保持完整”。他还说，律师建议他不要公开发言，因为相关陈述可能会在因他担任竞选财务主管而引发的民事诉讼中被用作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斯隆离职是为了不参与其中后，伯恩斯坦追问他；斯隆打断对方，称事情比报道所说的更严重，自己辞职是因为怀疑最糟糕的情况已经发生。他愿意承认自己有所怀疑，却没有完整公开说明情况，这反映出公开披露、法律风险与维持委员会团结的压力之间存在冲突。

选举势头与后来的披露

随着竞选推进，政治事件进一步强化了尼克松处于极有利地位的印象。乔治·麦戈文宣布，他的竞选搭档、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托马斯·F·伊格尔顿将在个人病史成为争议后退出竞选。此后，尼克松连任的前景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固。8月22日，共和党在迈阿密提名尼克松竞选连任。同一天，查尔斯·R·里奇法官下令封存民主党100万美元民事诉讼的庭前证词，直至诉讼程序结束，使米切尔、斯坦斯等人的宣誓证词在选举前无法公开。里奇并非应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律师的申请而采取这一行动；他说自己担心受调查者的宪法权利，后来还致电伯恩斯坦解释作出决定的依据。

后来的披露为竞选期间的线索补上了当时尚未得到证实的清晰解释。杰布·马格鲁德后来告诉联邦检察官，米切尔和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恩批准并协助策划了水门窃听行动；米切尔和迪恩之后还安排收买七名已被定罪共谋者的沉默。另据深喉告诉伍德沃德的说法，在6月28日与约翰·埃利希曼和迪恩会面时，L·帕特里克·格雷曾被告知，亨特的文件具有足以引发政治爆炸的威力，绝不能公之于众；格雷后来称，他把这些文件放进了焚烧袋。这些后来的说法必须与记者在1972年竞选期间能够证实的内容区分开来。当时，关于秘密资金的报道没有引起其他主要媒体多少关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则将水门事件斥为主要令麦戈文和媒体担忧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反差并不只是处境有利的现任总统与举步维艰的反对派之间的对比——更是选举优势的公开表象，与有关隐秘政治行动和受限信息披露的证据不断累积之间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