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17日

1973年4月17日，水门危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同时浮现。在《华盛顿邮报》，鲍勃·伍德沃德转述了深喉的警告——有几个人正在谈论此事；当天晚些时候，理查德·尼克松则描述了他声称由自己发起的一项调查所取得的进展。这一天的意义就在于两者的碰撞——编辑部认为掩盖行动正在瓦解，而总统则向公众作出严格限定的保证，称真相正在得到调查。

累积的证据与保持沉默的压力

汇聚到4月17日的报道，是在持续的恐惧氛围与谨慎言辞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闯入事件发生后，民主党主席对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提起了10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认为逐渐浮现的事实指向白宫。后来，该委员会的员工描述了严重到足以让一些人在记者登门时发抖或哭泣的压力。一名前员工，即竞选委员会账簿管理员，告诉卡尔·伯恩斯坦，她很早就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那时人们已经撒了谎，而调查人员还不知道该问些什么。她证实萨莉·哈莫尼等人撒了谎，但没有说明他们隐瞒了什么。

休·斯隆提供了另一种警告。他告诉伯恩斯坦，事情比已刊出的报道所说的更加严重，而他因怀疑最坏的情况属实才决定离开。斯隆说，没有人明确命令他不要发言，但传达给他的意思是“守住阵线”，或“让这条船保持完整”。反过来，唐纳德·塞格雷蒂说，他只被告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得不靠看报纸来了解这项行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当被问到是谁让他蒙在鼓里时，他回答：“白宫。”这些说法并未把案件的每个环节都讲清楚，但记录了内部人士受到约束、被隔绝于更广泛的决策之外，或开始打破沉默的情况。

警告传到编辑部

4月17日上午，伍德沃德来到本·布拉德利的办公室。当时卡尔·伯恩斯坦、巴里·萨斯曼、哈里·罗森菲尔德、霍华德·西蒙斯和布拉德利正试图研判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伯恩斯坦刚和一名白宫官员谈过，对方形容那里一片混乱，并说似乎没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何时发生。伍德沃德匆匆进来，带来深喉的消息：“有人在说了。好几个人都在说——去查清楚。”编辑部震惊不已。伍德沃德说消息来源十分确信，众人也明白，这一警告表明保护掩盖行动的体系开始瓦解。

这条消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改变了眼下报道的重点。记者面对的不再只是零散迹象——有人遭到噤声或误导；他们有理由相信，现在有多人正在提供信息。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是查明谁在说话，以及哪些内容能够核实。这条警告使当天的情况更加紧迫，但它本身并未提供刊发报道所需的人名或证据。

尼克松的声明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下午4时40分，尼克松出现在记者面前。他说，严重指控促使他在3月21日开始对此事进行全面的新调查。他表示，在查明真相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切实进展”，但称进一步透露详情并不妥当。他还宣布，任何在此案中遭到起诉的行政部门或政府人员都将被停职。这番声明将总统塑造成一位为确保正义而采取行动的调查者，却没有说明这些进展具体是什么。尼克松星期日曾与司法部长理查德·克莱因迪恩斯特及助理司法部长亨利·E·彼得森会面，审阅他称已收到的信息以及美国司法部调查的进展。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将这番公开声明与来自美国司法部和白宫官员的信息并列呈现。他们告诉伍德沃德，水门大陪审团可能很快会起诉几名总统助手；约翰·米切尔、杰布·马格鲁德和约翰·迪恩被说成是最可能遭起诉的人选。报纸没有在报道中点出他们的名字。这种克制体现了记者掌握的重要信息与当时能够负责任地刊发的内容之间的区别。尼克松的讲话承诺调查取得进展，却没有说明进展的实质；报道则让读者更具体地了解到迫近的法律风险，同时没有透露未经证实的人名。

一个充满争议的转折点

这一天并未终结危机，也没有确定谁将承担责任。它揭示了政府的公开说法与记者和调查人员逐渐掌握的信息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尼克松声称自己启动了一项新调查，而伍德沃德汇报后编辑部得出的结论是，掩盖行动的支撑正在瓦解；两者之间的反差尤为鲜明。总统保证遭到起诉的官员将被停职，承认了可能会有进一步法律行动，却没有透露谁可能受到牵连。

后来的事态发展，使4月17日那些谨慎的措辞显得只是更明确追责过程的早期阶段。4月30日，尼克松接受了H·R·哈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的辞职，承认掩盖事实的行动已经为公众和他本人所知，并以身居最高职位之人的身份承担责任。次日，罗纳德·齐格勒为先前批评《华盛顿邮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水门事件的报道而道歉，并承认白宫错了。这些后来的认错并未消除4月17日的不确定性；它们说明了为何当天相互竞争的说法——记者关于局势即将崩溃的警告与总统关于调查取得进展的说法——都属于一场仍在发展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