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与亨丽埃特·福格尔的谋杀后自杀
朋友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与亨丽埃特·福格尔的谋杀后自杀，既被回忆为一场精心安排的死亡，也成为一个未解的道德难题。1811年，克莱斯特在小万湖附近杀死福格尔，随后自杀。叙述者在回忆与一位朋友共度的柏林周末时讲述了此事，后来又以此思考绝望、同意以及解释他人死亡的限度。这段叙述没有断定福格尔的同意究竟是出于爱、受绝症影响的选择，还是未能设法挽救克莱斯特；它的意义在于让这些可能性彼此并存。
柏林之行
叙述者回忆这场死亡的直接缘由，是与一位朋友在柏林共度了一个长周末。当时叙述者凭借一项驻留资助住在柏林，而朋友在其最新著作的德文译本出版后途经此地。那次探访期间，朋友想去克莱斯特去世的地方。许久之后，这段往事在一次治疗谈话中浮现——叙述者一直无法开口而不崩溃，想谈谈那次旅行。因此，这段回忆中的探访把早年的旅程与叙述者后来试图理解失落的努力联系起来，却并未暗示这些历史上的死亡能够解释朋友自己的死。
叙述者早已知道克莱斯特故事的大致情形。他饱受绝望折磨，长期以来一直想死，却不想独自赴死。这段叙述呈现的自杀约定，并非两个处境相同的人突然共同作出的决定，而是克莱斯特长久怀有并寻求与人分享的愿望。亨丽埃特·福格尔当时已婚，身患绝症，三十一岁时接受了他的提议。克莱斯特三十四岁。两人处境的差异，成为叙述者后来判断的核心——福格尔已濒临死亡，而克莱斯特还年轻，本可能继续生活与写作。
计划中的死亡及其地点
1811年，克莱斯特与福格尔在小万湖旁一处长满绿意、树荫覆盖的坡地上共同死去，他们的墓地一直留在那里。叙述者讲述，克莱斯特先开枪杀死福格尔，随后自杀。叙述交代了两人死亡的先后次序，却没有把这一行为说成某种简单或共同动机的证明——克莱斯特渴望死亡，也希望有人陪伴自己赴死；福格尔身患绝症，同意与他一同死去。她在最后一封信中请求丈夫不要在死后将她与克莱斯特分开，为这场计划中的结合留下最后的表达；这也让人看见，她即将离开的生活与婚姻。
叙述者强调，前一晚有目击者看到两人神态从容——他们用餐时兴致愉快。他们表面上的平静，与致命计划难以相容。叙述也提到，两人都是基督徒，似乎都相信死亡会把他们带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进入天使的境地，而不是基督教反对自杀的教义所说、因伤害他人或自己而遭受的永恒惩罚。他们的期待并未解开道德难题，反而表明他们想象中的死亡不仅是逃离眼前痛苦，也是通往应许来世的途径。
墓地与重访
叙述者将墓地描写为一处宁静之地，并说自己曾一次又一次独自前往。即便在冬天，克莱斯特的墓碑上几乎总放着一朵鲜花。叙述者从大学时第一次读到克莱斯特的作品起便一直钦佩他，因此身处他的长眠之地时，对文学的敬慕与他死亡的情境近在咫尺。此后墓地经过翻修，叙述者再也没有回去。于是，这处墓地既属于与朋友共同回忆的柏林之行，也属于叙述者长期以来独自探访的个人经历。
万湖周围的景色也承载着未解的意象。探访那天，叙述者和朋友看见两只天鹅交配；雌天鹅似乎有溺水的危险，它们的动作看起来也不大可能成功。叙述者后来盼着在巢里看到小天鹅，却始终没有见到蛋；随后那个巢消失了，第二个巢也不见了。日落时分，天鹅有时呈现玫瑰色、蓝色、紫罗兰色或深紫色，宛如梦中的鸟，令人想起美与天堂。这些观察并不能解释死亡。它们把墓地置于这样一片景色之中——美丽、危险、消逝与对另一个世界的希望并存；而叙述者后来对天堂的怀疑，又使这幅图景无法成为确定无疑的慰藉。
同意、责任与不确定性
起初，叙述者和朋友都认为，克莱斯特必定是个怪物，因为他利用自己的诗才说服一名温顺、身患不治之症的女人接受计划。后来，叙述者修正了这一判断。福格尔已濒临死亡，同意加速死亡或许能使她免受痛苦。然而，她也促成了克莱斯特的死亡；他当时仍然年轻，本可以继续生活，并在许多年里创作文学作品。这段叙述拒绝把她的疾病视为责任问题的完整答案，也拒绝把她的决定等同于克莱斯特求死的愿望。
接着，叙述者设想，若是另一位女人，或许会拒绝克莱斯特，从而打断计划。这种可能性使叙述者对福格尔的评价更为严厉，也引出了一个问题——爱是否意味着应该设法救他。这种侧重点的变化很重要——叙述者起初谴责克莱斯特对福格尔施加的影响，随后转而追问福格尔本人应承担什么责任。幸存下来的细节无法证实这两种判断中的任何一种，叙述也没有声称知道，假如她拒绝，事情会如何发展。它的道德力量来自让处境的不对称与不确定性始终清晰可见，而不是把双重自杀写成忠贞爱情的浪漫证明。
这一事件也在叙述者对自杀及其社会影响的思考中回响。一位治疗师解释说，认识一名自杀身亡者，是自杀最强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叙述者还回想起一个反复出现的梦——梦境已从空无一人的雪地变成战场。另一方面，朋友曾预言作家中即将出现一波自杀。这些细节既不能确立克莱斯特死亡的原因，也不能把他的处境与朋友的处境等同起来。它们说明叙述者为何回到历史案例——每个案例都为思考自杀提供一种语言，却没有一个能消除个体选择周围的不确定性。在叙述者的讲述中，克莱斯特与福格尔之死同时是历史事件、记忆中的目的地，也是衡量道德解释最终所能提供的保障何其有限的一道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