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安

布雷迪·哈茨菲尔德称黛博拉·安为“妈妈”。她是酗酒的母亲；中风后，她只能稍微行走，布雷迪便负责照料她。他们的家围绕着她的饮酒、她对他人协助的需要，以及一种难以与家中虐待和暴力历史分开的亲密关系运转。小说借由她展现照护带来的实际负担，也展现布雷迪和母亲共同对往事保持的沉默。

身份与处境

布雷迪称黛博拉·安是自己童年时虐待他的女人，随后又解释说，她中风后，他便承担起照料她的责任；她的中风可能由饮酒引起。她行动能力有限，如厕和清洁身体都需要帮助。布雷迪做着低薪工作，只能负担得起在工作日雇一名居家护理员照料她几个小时，因此其余大部分照护工作都落在他肩上。

在写给奥利维娅·特里劳尼的信中，布雷迪把这种处境说成荒谬的倒置——他本想上大学，却只能工作，回家照料那个曾经虐待自己的女人。他说自己没有朋友，也没有晋升的希望，还把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比作蜂巢里的工蜂。这些是布雷迪对自身生活及母亲所扮演角色的说法；它们展现了他如何描述自己的不满，而不是对他们童年经历的独立叙述。

酗酒与日常照料

家中的日常作息通过寻常细节显露出黛博拉·安的酗酒问题。一天晚上，布雷迪从小厨师餐馆带晚饭回家，发现她吃了部分食物后，毫无反应地躺在沙发上。咖啡桌上放着半瓶斯米诺伏特加和两罐纽特拉纤体饮料。她穿戴整齐，但布雷迪试着拿带回来的三明治引诱她时，她没有回应。他把另一份三明治放进自己的私人冰箱，自己吃掉了她不肯吃的那份。

第二天早上，培根和鸡蛋让黛博拉·安下楼来，尽管她看起来几乎没睡醒，眼睛边缘发红，脸颊苍白，头发凌乱。叙述说明，她已不再像一般人那样宿醉；她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酒精。她的早晨在恍惚中度过，伴随着电视游戏节目和抗酸药；通常到了下午两点左右，她才开始喝酒，因为那时世界在她眼中开始变得清晰。早晨残留的昏沉与当天第一杯酒形成反复对照，表明依赖已成为家庭日程的一部分，而非偶发事件。

母子关系

两人的关系同时带有关怀与怨恨。布雷迪知道自己可能回家时会发现黛博拉·安已经死去，也考虑过自己是否可以让她死去。令这种幻想无法给他带来答案的，是他不愿说出口的恐惧——即使她不在了，他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这种想法把他对母亲的依赖与受困感联系起来——她的脆弱并未消除他的愤怒，而他的愤怒也没有让他设想自己能够摆脱两人共同的生活。

另一次，布雷迪在母亲敞开的卧室门外站了将近四分钟，才走进去，躺到她床上。他的头痛开始减轻，他认为这或许是因为温暖、她熟悉的气味，或两者兼有。黛博拉·安醒来后问他是不是又过了难熬的一夜；他含着眼泪回答是。这一幕呈现出一种亲密——她认出了他反复出现的痛苦，并给予安慰；然而，他们更广泛的关系仍受到周遭伤害与依赖的影响。

弗兰基与共同的沉默

黛博拉·安和布雷迪从不谈论弗兰基；弗兰基早先受伤后留下严重脑损伤。苏醒后，他需要大量日常照护——词汇极其有限，走路蹒跚，穿着尿布，需要吃软食并使用带吸嘴的杯子。他的呼吸常常受影响，也需要持续接受医疗照护。由于无力负担有偿照护，家中的处境日益恶化——保姆离开，居家护理员的费用超过黛博拉·安的收入后，她也辞掉了工作。家中逐渐依靠积蓄维持，而黛博拉·安则喝得更多。

叙述明确写出了围绕弗兰基的沉默。黛博拉·安从未提起前一晚发生的事，布雷迪觉得他们谁也没有提过；他们也从未谈起弗兰基。他苦涩地设想，弗兰基不过是摔了一跤；这番解释显示，沉默与隐瞒有关，而不只是悲伤。黛博拉·安的酗酒和照护负担构成了这种沉默的背景，但现有叙述并未证实她知道布雷迪在弗兰基命运中所扮演角色的每个细节。

叙事意义

黛博拉·安的状况让布雷迪所说的、耗尽他理想生活的照护负担变得具体。他在信中把低薪、有限的协助和亲自照护的家庭现实转化为对社会的不满；而在其他段落中，叙述则展现了这番说法背后的酒、食物和日常作息。这一对照十分重要——布雷迪既可以是筋疲力尽的照护者，也依然可能构成危险；他觉得自己受困，并不能为他的行为开脱。

她的存在也让故事中的家庭依恋更加复杂。布雷迪曾想象杀死她，却又在痛苦时回到她的房间，并在那里得到安慰；这个充斥着疏忽与暴力历史的家中，也有彼此理解的时刻。因此，黛博拉·安既没有被简化成布雷迪行为的成因，也没有与他的行为割裂开来。她对照护的依赖、母子间的亲密，以及两人对弗兰基保持的沉默，共同揭示了布雷迪的怨恨在其中形成的不稳定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