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共和国是这部回忆录的核心战时背景。在那里，叙述者作为战斗医疗兵的职责，遭遇了他救治伤员以及身陷战斗的平民时所能做到的极限。叙述将这段经历与促使他走向军旅服役的实际承诺和制度选择并置——先是征兵人员强调的种种好处，随后是将他分配到步兵部队而非胡德堡医疗分队的决定。

通往伊拉克战场的军旅之路

2005年的第一个星期，新闻报道正描述年轻士兵在战场上被杀或致残，叙述者则前往征兵中心。征兵员凯利以具体好处介绍军旅服役，包括政府配车、住房津贴和医疗保险。尽管脚上的万斯鞋不合脚、裤子总往下滑，叙述者仍通过了体能测试，并在模拟能力测试中取得第85百分位的成绩。当时入伍并不容易，凯利把这位有意入伍者视为难得的成功案例。

叙述者的父母认为他的计划愚蠢，但没有阻止他。他们新建的宽敞房子代表着一种安稳的生活，而他并不想要这种生活；他告诉父母，自己预计两周内就会开始上课，并相信自己偏好的派驻地点很可能会让他留在俄亥俄州附近。他还提到，如果选择支付补充保费，寿险赔偿金将达到30万美元。在体检时，他得知自己患有色盲，但这并不妨碍他选择91W医疗专业。体检中不近人情的身体检查流程，以及征兵员对实际条件的盘算，构成了他进入军队机构的起点；这个机构关于选择和保障的承诺，很快便让位于战斗环境中的服役生活。

在胡德堡，第4步兵师将他分配到一个装甲营；该营由装甲、步兵、维修、支援和指挥等单位组成。他最初向指挥与后勤连下属的医疗分队报到，但不喜欢那些资深成员使用的专业行话，于是请求加入战斗连。他被分配到Echo连，成为一名步兵。这一选择使伊拉克的经历与他最初选择的医疗兵身份形成张力——在伊拉克，他被要求救治一名伤者，后来却意识到自己没有妥善填塞伤口，也没有按应有方式摆放伤员。因此，这个地点不仅是战斗的舞台，也是叙述者的制度角色和救护责任在暴力、不确定性与不可逆后果面前经受考验之处。

救护、平民哀痛与见证的代价

在伊拉克，一名受伤的年轻男子逃跑后倒下，叙述者的医疗职责随即变得迫在眉睫。沙利文发现了他，而刚抵达部队的士兵达拉斯穿过叙述者的射界追了过去；叙述者按住扳机，没有开枪，队伍中的其他人则开了火。那名男子仰面躺着，身穿白色背心，赤着脚，浑身流血。叙述者用纱布填塞他腹部看得见的伤口，再盖上一个三边用胶带封住的塑料袋，并让沙利文按住敷料，自己则寻找出口伤。他剪开男子的运动裤，却没找到第二处伤口；子弹行进路线不明，他无法判断子弹停在了哪里。

叙述者后来逐项列出自己没做到的事——用多得多的纱布填满伤口，并让伤员翻身侧躺在受伤的一侧。他试图给伤员静脉输液，却找不到可用的静脉；他还说，自己当时努力想弄清楚是否该抬高男子的双脚、给他注射吗啡，以及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诺思告诉他，做好自己的医疗职责，不必向其他人解释。男子死了，叙述者将他的赤裸尸体放进尸袋。这一幕将医疗兵在技术上的无措化为一种挥之不去的责任尺度——他能够说出自己漏掉了哪些步骤，但他明白这些事时，已经太迟，无法改变结果。

死者的亲属让遗体回收变成了另一幕伤痛。一名老妇人试图靠近尸袋；士兵把她推开，她跪倒在地，哭喊着把泥土往头上扬，并用脸撞击地面。一名怀孕已深的年轻女子也开始以同样的方式哀悼，附近还有两个男孩在尖叫。士兵抬走尸袋时，老妇人站起来追赶他们，试图把尸袋拉回来。叙述者几乎落泪，甚至想到开枪自杀；这时，三阵来自AK-47的长时间自动武器扫射结束了这一幕，士兵们四散开来。后来，沙利文告诉他，那名老妇人当天早上死于他们自己人的枪火；叙述者相信了他，因为沙利文若没有把握，就不会这么说。于是，原本的伤亡又叠加了一名平民的死亡——叙述者先通过哀悼亲眼目睹她的遭遇，之后才得知她是被己方人员所杀。

这段记忆置于一幅更广阔的图景之中，呈现出战斗徒劳感不断累积的过程。叙述者指责一名中尉无视他关于地面太软的警告时，提到车辆陷住、四名士兵被杀，并指责那名军官害死了自己的朋友。事后回想时，他修正了自己的说法——那些人只是熟人，不是朋友；而且他相信，如果他们驶上那片田地，自己也会被杀。到了秋天，他形容士兵们疲惫不堪，只盼部署结束；人们不是在英雄式的战斗中阵亡，而是一个或两个地接连死去。一座巡逻基地被汽车炸弹炸毁，几名女性遭到枪击，其中一人抱着婴儿，另一人怀有身孕。伊拉克成为一片这样的土地——职业化的日常流程和军事行动都无法阻止伤害一再发生，而叙述者的讲述始终回到三者之间的距离——他本该做什么、实际做到了什么，以及战争留下了什么。

中途休假与故乡的距离

叙述者为期两周的部署中途休假，短暂地让伊拉克成了一个缺席之处，与他离开时的生活形成对照。他探亲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艾米丽都不在克利夫兰——她在华盛顿州找到一份工作，工作与大自然有关，并表示自己无法推迟。他身边虽然有其他可接近且令他心动的女人，但他没有和她们上床，因为从理论上说，他已经和艾米丽结婚了——而且本应对这段婚姻保密。因此，他返回伊拉克时，既承受着分离的压力，也带着一份无法公开承认的私人承诺。休假并未带来安稳的归乡——艾米丽离开去工作，而叙述者隐瞒着婚姻，只能独自重返部署地。

部署时长的衡量

到了秋天，叙述者把这个季节更多地视为一种标记，而非解脱——部队在秋天抵达，等到同一季节再次归来，就意味着部署即将结束。然而，他反思道，一年几乎算不上什么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让士兵学会在战场上行动所需的最低限度，然后他们就得离开。伊拉克的驻留时长，被衡量为一段黯淡的间隔——士兵刚获得本领，便失去了运用它的机会；军旅经历因此成了一个循环，历尽艰辛才获得的知识，恰好在服役结束之际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