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佳·萨莫伊连科
灰色蜜蜂维佳·萨莫伊连科是一名在顿巴斯阵亡的士兵,他回到村庄后,村民聚集在路边举行悼念仪式。谢尔盖伊奇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已经阵亡;然而,村民决定在他的遗体经过时跪地迎接,这使维佳归乡成为一场具有标志意义的相遇,呈现了战时悲恸、公共团结,以及参与集体仪式所需付出的代价。
身份与死亡
维佳被认定为来自村庄的一名阵亡士兵。一个雨天早晨,加莉娅把他阵亡的消息告诉谢尔盖伊奇——村民必须在九点前到路边迎接他。消息没有说明维佳的生平、服役经历或阵亡经过;他在故事中的公共形象,反而是由村民对其死亡的回应所塑造的。
加莉娅提到电视上播出的画面,解释这场仪式——乌克兰西部的人们跪在路边迎接阵亡者。她问他们的村庄难道比那里差吗,接着又说全村人都会来。故事并未将这一举动描写成谢尔盖伊奇早已熟知的惯例,而是村民选择为维佳举行的一种集体认可仪式。
路边迎灵
雨中短途骑行后,大约八点半,加莉娅和谢尔盖伊奇到达公路岔口。他们先在树下等候,以免被淋湿,随后走到距村口约五十米的柏油路边。人们撑着伞,在树下三三两两聚集。预期中的车辆驶近时,他们收起伞,逐渐走到路上。
人们并非同时跪下。岔路另一侧的人先开始俯身,其他人随后跟上,这与教堂会众听从神父指令一起行动的情形不同。加莉娅跪在谢尔盖伊奇身旁;一个约十五岁的男孩和他的父母跪在谢尔盖伊奇另一侧。谢尔盖伊奇仍站着,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也该加入。他迟疑不决,一方面是因为想起小时候在学校打架受罚时曾被迫跪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相信只有弱者才会下跪。
加莉娅急切地叫他之后,谢尔盖伊奇终于在她身旁跪了下来。他注意到路对面的人带着敌意看他,也看到那个男孩斜眼打量自己。一辆绿色小面包车驶来,吸引了众人的注意——所有人低下头,望着柏油路面,谢尔盖伊奇也跟着照做。他觉得这一举动让自己突然失去力量和自尊,仿佛变成了无名之辈。由此可见,路边迎灵要求他的不只是做出一个表示尊敬的动作;这也让他自身的尊严感与村民迎接亡故邻人的方式发生冲突。
记忆、战争与哀悼
跪下时,谢尔盖伊奇想起三年前卡鲁塞利诺一个公交站上的标语:“没人能让顿巴斯屈服!”这句记忆中的宣言,使他觉得眼前的仪式像是一幅令人不安的屈服图景。他想到敌人终于让他们跪倒,又立即排斥这个陌生而危险的念头。他并未因此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同一个姿势既可以表示与维佳团结一致,在谢尔盖伊奇看来也可能威胁到标语所表达的不屈身份。
后来,谢尔盖伊奇试图为维佳哀悼,却发现自己的思绪总是转向其他战时死亡。他想起一名叫彼得罗的士兵,此人曾带着手榴弹走进他家;还想起一名戴耳环的士兵,他的遗体在田野里躺了半个冬天,因为双方都没有将其收殓;以及一名来自鄂木斯克的狙击手,他在克鲁平一家花园附近的阵地上遭遇爆炸身亡。这些记忆将维佳之死置于更广阔的丧失图景中,同时也表明,谢尔盖伊奇很难将悲伤专注于一个自己从未认识的人。
一段关于村里较早一场葬礼的记忆,进一步使路边仪式变得复杂。一个同村人的遗体从阿富汗战争中运回时,全村人都参加了葬礼,但哀悼者始终站着。墓边,死者的母亲试图扑向新坟,亲友扶住她,带她离开;士兵向空中鸣枪,花圈覆盖着坟墓。谢尔盖伊奇在思绪中将那名死者与在顿涅茨克阵亡的士兵合为一体。早先的葬礼与维佳跪迎仪式之间的差别,标示着村庄公开面对战时死亡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
仪式与认知的局限
迎接维佳之后,加莉娅告诉谢尔盖伊奇,村民会去墓地参加葬礼仪式、安葬和守灵宴。因此,这场仪式从路边迎灵延续到了熟悉的葬礼流程,尽管谢尔盖伊奇还得询问接下来要做什么。加莉娅温和的声音一度让他安心;但聚集者带有敌意的目光,以及他对跪下的不自在,很快又打破了这份安心。
在阿赫捷姆的葬礼上,谢尔盖伊奇接触到另一个群体的哀悼习俗。阿赫捷姆的遗体放在担架上,裹着一块绣有金色阿拉伯文字的绿色盖布;在场的男子都戴着毡帽。伊玛目用谢尔盖伊奇听不懂的语言带领祈祷。谢尔盖伊奇跟在队伍末尾,觉得自己像一只误入陌生蜂巢的蜜蜂,既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也不是与死者亲近的人。这一后来的场景呼应了他在维佳葬礼上的疏离感——他参与了哀悼活动,却没有足够的知识或亲近关系,无法真正了解死者。
蜡烛的处理方式也显现出这两场葬礼的不同。在阿赫捷姆家中,伊玛目解释了燃烧的蜡烛所代表的某种含义,阿伊莎便吹灭烛火;伊玛目对此表示赞许。相比之下,在谢尔盖伊奇后来独自追忆阵亡者时,他试着专注于维佳之死,旁边则有一支蜡烛在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圣像前燃烧。这两个场景呈现了不同宗教实践中的哀悼,而不是把悲恸视为一套统一的仪式。
叙事意义
维佳在故事中虽短暂出现,但他的形象由迎接他的人们的举动界定,而非由生平细节塑造。他的死亡召集村民来到路边,让加莉娅和谢尔盖伊奇参与公共仪式,也促使谢尔盖伊奇重新回想此前的葬礼和战争中无人收殓的死者。叙事通过淋雨等候、人群逐渐移动,以及谢尔盖伊奇挣扎着决定是否跪下,延缓了众人期待的到来,使原本习以为常的举动变得陌生而难以解读。
用谢尔盖伊奇的话说,维佳只是一名阵亡士兵;除了他在顿巴斯阵亡之外,谢尔盖伊奇对他一无所知。这种缺失十分重要——即便缺乏私人了解,仪式仍提供了一种公开承认死亡的方式,却无法消除死者与养蜂人之间的距离。通过将路边迎灵与人们记忆中的标语、较早的一场葬礼,以及其他未获安葬或骤然逝去的士兵联系起来,这一段将集体哀悼呈现为团结之举,同时也呈现为对战争中层层累积、始终未获解决的死亡的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