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里特
皮拉内西詹姆斯·里特是一名模特、演员、偶尔从事性工作的男子,也是一名长期精神疾病的幸存者。他曾被劳伦斯·阿恩-赛尔斯囚禁在一道假墙后。人们发现他时,他病情严重,无法连贯地说话;此后,他仍不断讲述一座雕像林立、海水上涨的宏大房屋。他的叙述始终没有得到确凿解释——既可以视为妄想,也可以看作阿恩-赛尔斯操纵证据的结果,或者是对房屋本身的见证。后来,马修·罗斯·索伦森带他重返那里时,里特认出了自己曾经睡过的地方——随后,他被带回正常生活,而没有被留在迷宫中自谋生路。
身份与背景
里特于1967年出生在伦敦,年轻时被形容为非常英俊。他先后做过模特、侍者、酒吧服务员、演员,偶尔也当男妓。他成年后的生活中曾长期经历精神疾病发作——1987年至1994年间,他至少两次被强制收治,一次在伦敦,一次在韦克菲尔德;他有时无家可归。这些境况与他的囚禁经历有关,却不能确定他在房屋中究竟经历了什么。它们让旁人难以相信他的证词,但他叙述中具体且反复出现的细节,又使他的故事无法被简化成一个诊断便一笔带过。
在马修找回的研究资料中,里特是《第二十一号日记》里的研究对象,相关内容共有两条,其中一条标题为“劳伦斯·阿恩-赛尔斯的丑闻”。第一条记录了他遭囚禁一事被公众发现的经过;第二条则讲述他的生平,并列出围绕其说法尚未解决的问题。马修最初觉得第一条记录令人失望,因为其中几乎没有说明里特是怎样的人。从围绕阿恩-赛尔斯的丑闻转向对里特生平更完整的叙述,使他不再只是另一个人故事中的一件证据。
囚禁与房屋
1997年4月,一名清洁工在打扫阿恩-赛尔斯的住所时,注意到卧室一道墙下渗出褐色液体;阿恩-赛尔斯曾说那间卧室无人使用。液体散发着尿液和粪便的气味。她推墙时发现墙会移动,便报了警。警方在假墙后发现里特,他病情严重,完全无法连贯地说话。他因肺炎、营养不良、脱水和双相情感障碍被送往医院。调查人员无法确定他被囚禁了多久——认识他的人曾在1995年初于曼彻斯特见过他,因此他被囚禁长达两年是有可能的,但并不能确定。
里特本人的叙述让案件变得更复杂,而非得到了解决。随着他说话能力逐渐恢复,他坚称自己在阿恩-赛尔斯住所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另一所房屋里;那所房屋布满雕像,还遭海水淹没。在医院里,他有时会变得激动,坚称自己得回到米诺陶那里,因为它们会给他准备晚饭。原本用来控制其妄想的药物,并未让他停止坚持那所房屋、被水淹没的地下室和其中的雕像确实存在。
对于阿恩-赛尔斯行为的现有解释仍是相互竞争的理论,并非已经证实的答案。一种理论认为,他给里特洗脑,使其支持“存在其他世界,而且阿恩-赛尔斯及其同伴曾到访那些世界”的说法。里特的描述与西尔维娅·达戈斯蒂诺的影片《城堡》中的房间,以及阿恩-赛尔斯后来写的监狱之书《迷宫》相似;不过,阿恩-赛尔斯也可能是在里特的幻觉基础上加以发挥。这一理论还留下一个尖锐的疑问——如果阿恩-赛尔斯想要捏造一名证人,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有妄想性疾病病史的人?
第二种理论由控方在阿恩-赛尔斯1997年10月的审判中提出,认为绑架是他性癖好的结果,而非他关于其他世界的理论所致。然而,这种解释同样无法说明里特为何会讲述一所地下室被海水淹没的房屋。阿恩-赛尔斯没有出庭作证,也从未解释自己为何囚禁里特。因此,不确定性本身就是记录的一部分——里特的经历有详细记载,其缘由却仍无从得知。
丑闻之后的生活
安加拉德·斯科特为撰写阿恩-赛尔斯传记而试图采访里特,但里特因无人相信他关于房屋的叙述而感到恼怒,拒绝与她交谈。2010年,记者莱桑德·威克斯找到他,为一篇回顾这起丑闻的报道进行采访。当时里特在曼彻斯特市政厅担任看守。威克斯形容他平静而沉着,里特则说自己已有十年没有服用药物。然而,他向威克斯讲述的仍是他当年对警方说过的那番话——1995年至1997年间约有十八个月,他住在一所大房屋里,海水淹没地下室,有时还涨到一楼。
里特记得自己曾睡在一道宏伟的大理石楼梯下方、一处白色半透明的洞穴里。他说,在曼彻斯特市政厅工作救了他,因为那里的大厅、雕像和楼梯都与另一所房屋相似,让他得以平静下来。这种相似性让那座建筑在他的康复过程中发挥了实际作用——熟悉的建筑尺度和布局带来一定程度的安定,却无法确定他记忆中的房屋究竟是幻觉、一处真实存在的地方,还是迷宫。
里特仍是围绕阿恩-赛尔斯圈子之谜的一部分。后来警方调查马修失踪一事时,斯科特所述的那名失踪的准合作伙伴,使里特与阿恩-赛尔斯周围失踪的一群人联系起来。警方将里特描述为这一模式中另一名可能失踪的人,同时也指出他曾接受威克斯采访,并在市政厅工作过。因此,他的案件同时处于两种位置——他是有据可查的囚禁幸存者,也是一名证人,其叙述所指向的内容超出了调查人员能够提供的解释。
重返迷宫
离开房屋后,马修既保留了自己的身份,也保留着皮拉内西的身份。拉斐尔已向他展示如何找到进入迷宫并返回的路径,使他得以往返两个世界。他决定去探望里特,先乘火车前往曼彻斯特,再搭公交车到迈尔斯普拉特,然后穿过秋日景色步行前往一栋塔楼住宅。里特应门时,瘦削的身形显得饱经摧残。马修问他是否是詹姆斯·里特;里特确认后,马修说自己是来带他回去的。
马修带里特穿过昏暗的走廊,进入第一前厅,米诺陶在他们周围现身。里特开始哭泣,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欣喜;他径直走到自己记忆中宏伟的大理石楼梯下方的地方。他闭上眼睛,聆听潮汐。这一幕在马修的叙述中,以令人震惊的具体方式印证了里特始终坚持的证词——里特认出房屋,并非把它当成抽象的故事,而是认作一个与庇护、日常生活和记忆中的声音相关的地方。
认出房屋并不意味着马修会把他留在那里。里特恳求留下时,马修拒绝了,因为里特不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若无人看顾便会死去。马修不愿在房屋中承担照看他的责任,但承诺只要里特愿意,自己就会带他回来;如果马修有一天永久返回,也会带上里特。因此,这次重返以团聚和界限并存的方式结束——里特得以重新接触自己记忆中的地方,但他的安全比留下来的愿望更重要。
叙事意义
里特的故事延续了小说的核心不确定性,却没有把他化约为一个可以从外部破解的谜题。他的精神病史、无家可归经历,以及囚禁后无法连贯言语的状况,有助于解释为何别人不信他的证词;然而,证词中的细节——雕像、被淹没的地下室、米诺陶、楼梯和大海——在医院、新闻报道以及最终重返房屋的经历中反复出现,也使其保持连贯。叙事既没有对他的记忆作出确切诊断,也没有证明阿恩-赛尔斯有意捏造这些记忆。
他最后一次到访改变了早先叙述所带来的分量。在房屋里,这名曾被描述为几乎无法说出完整句子的男子知道该往哪里去,并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喜悦;在房屋之外,他则在一座宏伟的公共建筑中建立了自己的生活,那里的建筑环境令他安定。马修决定带他回去,随后又把他带出来,将认出故地与关怀结合起来。里特不仅是另一个世界存在的证据——他也是一个人,而他对那个世界的依恋必须与他身处其中时的脆弱处境一并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