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军队

社会契约论

罗马军队在让-雅克·卢梭的政治论述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角色——起初,它是罗马凭借之取得胜利的公民军队;后来,它则成为有偿服役和国内控制的工具。这一变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军事力量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发生逆转——曾经以公民身份保卫祖国的士兵,变成了统治者可以用来对付本国同胞的军队。

早期军事与公民基础

罗马建城之初,建城者的军队由阿尔班人、萨宾人和外族人组成。军队编为三个部落,每个部落分为十个库里亚,各库里亚又进一步分为十人队;与此同时,每个部落还设有一百名骑士。卢梭认为,这些组织划分起初具有军事性质,尽管它们也为这座小城提供了适合其未来政治重要性的架构。

卢梭将罗马的早期军事传统与公民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联系起来,而非与报酬相联系。他认为,早期罗马人的胜利,如同亚历山大大帝的胜利一样,是由勇敢的公民赢得的;这些人愿意为祖国效力而献出生命,却不愿出卖自己的服役。这个区别构成了他衡量军队原初德性的标准——服役体现了对共同政治事业的归属。

转向有偿服役

这一转变是逐渐发生的。罗马步兵直到围攻维爱时才开始领取报酬。后来,在朱古达战争期间,盖乌斯·马略将获释奴隶、流浪者和其他雇佣兵编入军团;卢梭称这一变化使军团蒙受耻辱。这些发展与早期公民军队形成对照——军队日益依靠为报酬服役的人,而非依靠因身处共和国之中而承担军事义务的公民。

在卢梭对专制政府的论述中,这种危险表现得尤为明显。统治者名义上维持常备军是为了抵御外敌,实际上却是为了控制自己的同胞。征募这类军队使人们离开土地;由此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减少了物资供应,而维持军队的费用又带来了新税和物价上涨。民众的不满随之促使政府扩充用于镇压不满的军队,使引发怨诉的困境进一步加剧。

雇佣兵与政治衰败

卢梭认为,雇佣兵的忠诚进一步背离了公民义务。在他的论述中,恺撒的士兵认为,作为恺撒的追随者服役,比保卫罗马更为光荣。他们盲目服从,因此其武器也可能被用于对付自己的同胞。卢梭将这种军事安排与罗马帝国的覆亡联系起来,称其为罗马帝国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项制度批评属于卢梭对政治衰败的整体论述。随着政府的特殊意志与公意相冲突,政府最终可能压制人民主权者并破坏社会契约。听命于统治者而非公民的常备军,使这种危险变得具体可见——军事力量不再只是集体防卫的手段,而成了削弱其名义上所服务的政治共同体的工具。

后来的常备军与论述的适用范围

卢梭将这一警示从罗马延伸至其他地区。在欧洲近代常备军扩张背景下,炮兵和防御工事促使君主重新依靠常备军驻守城镇。即使这些军队名义上的用途合法,卢梭仍担心此类建制会造成同样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将民众从乡村征入军队和驻军会削弱生产;通过公共负担供养军队,则会进一步压迫民众。

因此,罗马军队的历史警示人们,将军事服役与公民参与分离会付出代价。按照卢梭的论述,征服和军费增加可能使一座城镇富裕起来,却令整个国家陷于贫困;常备军的扩张也威胁着欧洲的人口。罗马军队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取得的胜利,也在于这种政治逆转——一支原由公民组成的军队,最终可能沦为支配公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