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苏斯误以为哈德夸农的葬礼是格温普兰的
笑面人乌尔苏斯误把哈德夸农的葬礼当成格温普兰的葬礼,为他以为已遭杀害的儿子悲痛不已。这一段将几项含糊的迹象变成了表面上的确凿证据——监狱的钟声、火把照耀的送葬队伍,以及一具进入墓地的棺材。读者得知死者是哈德夸农,但乌尔苏斯无从知晓;他的错误判断左右了接下来那个夜晚。
监狱大门与葬礼
乌尔苏斯听见监狱的钟声在黑暗中响起,竭力不让自己的思绪滑向猜测。他望向自己知道监狱大门所在的地方。黑暗中出现一片红光,逐渐扩大成一道亮光,照出了绞链转动、缓缓开启的大门。叙述将大门描绘成一张张开的巨口,而非单纯开启的门扉,使监狱放出囚犯的景象带上了阴森、近乎肉体般的意味。
一个手持火把的人穿过大门。乌尔苏斯注视着火把和持续响起的钟声;更多人随之走出,其中有一名手持铁杖的百户区司法官。他以为自己很快就会看见格温普兰,但送来的却是一具灵柩。四个人用黑布覆盖着灵柩抬行,后面跟着一个拿铲子的人。格温普兰被捕之后紧接着出现葬礼,这使灵柩看起来像是对钟声所引出疑问的回答,尽管灵柩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表明尸体的身份。
送葬队伍穿过街道,从另一道带有骷髅标志的大门进入墓地。百户区司法官、抬棺人、拿铁锹的人,以及手持火把和书本的牧师都进了墓地;大门随后关上。从乌尔苏斯所在的位置看去,这一幕呈现了一连串看得见的举动,却没有提供姓名、解释或确认。葬礼消失在视野中,只留下乌尔苏斯自行解读所见的一切。
怀疑如何变成确信
乌尔苏斯把这些迹象拼凑成一个结论。格温普兰遭到逮捕并被秘密带走;警察把他的衣物还了回来;监狱响起死亡钟声;一具棺材被抬去下葬。在乌尔苏斯看来,这些事情碰巧连在一起,仿佛葬礼就是逮捕的结果。他的推断赋予了送葬队伍一种可见证据本身并未提供的含义——灵柩里必定是格温普兰。
叙述者区分了推断与证明。棺材经过时并未宣告死者的姓名,而先有逮捕后有葬礼,也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而,这些情形对乌尔苏斯而言以可怕的力量彼此印证。他所见与自以为所知之间的落差,正是这场误会形成的机制——送葬队伍确实存在,但他认定的死者并非事实。
读者得到乌尔苏斯所不知道的关键更正——灵柩中的尸体是哈德夸农。这一事实改变了这一幕的意义,却没有改变乌尔苏斯所目睹的任何事情。那不是格温普兰的葬礼,但黑暗、钟声和时机让乌尔苏斯信以为真。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反讽源于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等——读者知道死者的身份,乌尔苏斯感受到的却只有他最可怕的恐惧似乎得到了证实。
乌尔苏斯的悲痛与后来的怀疑
乌尔苏斯以为棺材里的人是格温普兰,便喊道:“他死了!”他瘫坐在一块石头上,称格温普兰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子,使这场误认变成了亲人的丧亡。这句话不是经过斟酌的陈述,而是他按照自己的理解看待葬礼后作出的即时反应。
乌尔苏斯独自哭泣。他的悲痛并不只为格温普兰——他为迪娅、为自己、为霍莫,也为所有曾让他笑过的事物而哭。此前他曾夸口说自己从未哭泣,而此刻积压已久的悲伤喷涌而出,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个错误结论带来的并非一时的小小惊慌,而是对他生命中彼此交织的人与失去的一切的哀悼。
然而,在漫长的夜里,乌尔苏斯开始检验自己是否真的确信。他意识到自己只看见了一具灵柩,而死者也可能不是格温普兰。逮捕之后举行葬礼,并不能证明死者是谁;他也容许自己相信格温普兰或许还活着。希望再度出现,但它只是一种可能,而非确知;葬礼对他来说仍然没有得到解释。
终结疑问的断言
官员前来命令剧团离开时,乌尔苏斯说,他和其他人当天就会乘坐沃格拉特号离开,还会卖掉绿箱巡演马车、马匹、号角和剧团的财物。他补充了一个条件——没有格温普兰,他就不能离开。这番话表明,乌尔苏斯的不确定已经改变了他的反应。尽管经历了葬礼和一整夜的悲痛,他仍准备寻找或等待那个他认为可能还活着的人。
漂流瓶的发现者回答道:“格温普兰死了。”这句带有权威口吻的断言一出,乌尔苏斯残存的希望便彻底熄灭。他把这句话当作证实,并认定身居高位的人必定知道真相。但叙述早已揭示,死在灵柩中的其实是哈德夸农;这件事表明,迹象和所谓的权威消息都很容易使人误判——乌尔苏斯最初的确信源自不完整的证据,而真正使他认定此事的漂流瓶的发现者的话,并非格温普兰重新现身,也不是有人确认了尸体身份。
因此,这一段的结尾并不是乌尔苏斯得知自己看见的是谁的葬礼,而是他的疑虑被另一个人的宣告压了下去。葬礼让他的恐惧有了看得见的形状;他后来产生的怀疑暴露了证据的薄弱;而漂流瓶的发现者的断言,则恢复了确信的表象,却没有改变读者已经掌握的真相。坟墓里的死者与乌尔苏斯所哀悼的人并非同一人,这一区别正是这一段的核心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