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德和米莉到埃尔弗斯顿作客

西拉斯叔叔

莫德与米莉赴埃尔弗斯顿作客,是她们从巴特拉姆-霍庄园短暂休养身心的一次出走;这次探访由诺利斯夫人发出邀请,并经西拉斯同意。此行的乐趣真实可感——两位年轻女性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交世界,米莉也开始在众人陪伴中展露活力。然而,这次探访也显出了她们自由所受的法律与家庭限制。西拉斯可以准许延长逗留、规定时限,并自称不是狱卒;但莫德仍是他的受监护人,遗嘱赋予他对她本人的权威,也规定从她的遗产中每年拨付一笔可观的津贴给他。

探访背后的法律安排

奥斯汀的遗嘱将其财产交付信托,为莫德设立四名受托人——伊尔伯里勋爵、彭罗斯·克雷斯韦尔先生、威廉·艾尔默爵士和汉斯·伊曼纽尔·布赖尔利。遗嘱留给西拉斯一万五千英镑,给他的两个孩子各三千五百英镑;并以名义租金将巴特拉姆-霍庄园及相邻土地终身交由他使用,但附有不得挥霍损耗财产的条件。因此,莫德的遗产并非直接交给西拉斯,而是由受托人代为持有;他对庄园的使用权和对她的监护权,则由不同条款分别规定。

然而,遗嘱仍赋予西拉斯对莫德异常广泛的个人权力。他被指定为她唯一的监护人,在她年满二十一岁之前拥有完整的父亲权威;她必须在巴特拉姆-霍庄园由他照料。监护期间,受托人每年须向他支付两千英镑,用于她的生活、教育和各项开支。布赖尔利医生以实际后果说明其中的危险——如果莫德未成年便去世,财产将转归西拉斯,而与此同时,她居住何处、受到何种照料,也都由他掌控。这一安排将莫德的安全与西拉斯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尽管庄园的法律所有权由受托人持有。

奥斯汀私下所作的解释,又为这项监护安排赋予了第二重目的。他在写给受托人的信中称西拉斯受人压迫、郁郁不乐,将针对他的丑闻称作诽谤,并把监护安排说成一场考验,意在证明兄长的品格。奥斯汀表示,如果莫德未成年便去世,财产将归西拉斯所有;他还坚称自己相信兄长会保护莫德,使她像在父亲身边一样安全。莫德在遗嘱之后读到这些信,觉得自己抗拒这项安排,辜负了父亲的心意。因此,赴埃尔弗斯顿作客发生在一个早已笼罩着信任疑问的家庭关系之中——西拉斯作为监护人的正式身份,究竟会保护莫德,还是会使她面对奥斯汀希望以信任消除的风险?

诺利斯夫人的邀请与西拉斯的同意

达德利仍住在巴特拉姆-霍庄园期间,诺利斯夫人写信邀请莫德和米莉到埃尔弗斯顿住至少一周。她已经写信给西拉斯,请求借两位年轻女性到她家作客,并预计他会同意。她的信亲切而务实——她想让表姐妹们陪伴自己,自己没什么别的访客,而且尤其希望米莉前来。

莫德和米莉担心西拉斯会拒绝。她们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理由不让她们去,也把这次探访视作米莉结识社会地位高于仆人的女性的机会。中午前后,西拉斯召见她们并答应此行,祝她们旅途愉快。这项许可使她们摆脱了巴特拉姆封闭的日常生活,但她们仍是由监护人准许出行,而非能够自行决定的年轻女性。

更广阔的社交世界

这次探访带着莫德和米莉经过费尔特拉姆,进入一种与她们在巴特拉姆-霍庄园的孤立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交生活。她们在访客陪伴、乘马车和骑马出游、音乐、阅读与交谈中度过逗留时光。邻居们前来拜访,她们还结识了温特尔托普小姐;她讲述的故事将当地家庭与地方同古老决斗、私奔、选举讽刺诗、墓志铭、拦路抢劫,以及郡里的妖精与幽灵传说联系起来。

这种变化对米莉尤为重要。莫德记得表姐妹在愉快的交往中进步得多快,也记得两人多么密切地关注能否延长逗留时间。埃尔弗斯顿带来的不只是景色变化,也提供了交谈与社交学习的机会,而这些正是米莉在巴特拉姆的生活中大多缺少的。因此,探访的愉悦也带有一种含蓄的对比——表姐妹在更开放的家庭环境中能够成长,而她们平日的住所仍受西拉斯的权威与规矩支配。

延长逗留与西拉斯的自由之论

诺利斯夫人提出延长逗留时间后,莫德和米莉忐忑地等待巴特拉姆-霍庄园的答复。西拉斯同意再住一周,但不延至两周,并安排马匹于七日星期二到埃尔弗斯顿接她们。他的信兼有亲切口吻与自我表述——他说她们不在时自己会伤心而孤独,却又坚持自己从来不是狱卒,并称年轻人得到的自由太少。

西拉斯把自己的原则描述为从一开始就把年轻人培养成自由的男女。在他看来,道德与理智方面的自我教育始于约束的终止,而他的做法也符合这一理论。然而,这次探访的条件削弱了这番宣言的分量。他规定延长逗留的时长、确定返程日期,并请诺利斯夫人不要让她们逗留太久。他的信把女性的自由说成是自己所赐,同时也突显出他仍在严密划定自由的边界。

他还请诺利斯夫人提醒表姐妹遵守承诺,早晚诵读《生命之书》,并坚持说这关系到她们的灵性生活。他的请求将自由之论与严格的宗教操守要求结合起来。西拉斯在信末表达对莫德和女儿的关爱,把自己描绘成一位孤独的监护人;他的温情与召回受监护人回家的权力并存。

此次探访在莫德故事中的意义

这次探访确实带来了喘息之机,却没有解决莫德在法律和家庭生活中的弱势处境。她们能否安全出行取决于西拉斯是否同意,逗留多久也由他决定。这种依赖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奥斯汀的遗嘱将莫德本人置于西拉斯的父亲权威之下,同时规定如果她未满二十一岁便去世,他便可能成为受益人。布赖尔利医生的警告与奥斯汀对兄长的明确维护,赋予同一安排截然不同的含义——对莫德而言,它构成风险;对奥斯汀而言,它旨在公开证明西拉斯的品格。

埃尔弗斯顿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在诺利斯夫人陪伴下,莫德和米莉共享社交往来、出游与交谈,米莉也由此开始成长;在巴特拉姆,她们获准离开的时间以周计算,返程日期则由监护人安排。西拉斯的信尤其清楚地呈现了这一矛盾。他口口声声反对约束,但这次探访本身表明,莫德与米莉能否出门,取决于掌管她们家庭生活的那个人是否行使裁量权。因此,这段短暂的欢愉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它既揭示了更自由生活的可能,也显露出足以再次将自由封闭起来的法律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