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

在这段叙述中，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被认定为一名远征科学家；人们根据围绕盖拉阿尔塔远征的证词和实物遗迹，重构他的经历。他与约翰内斯·洛延和大卫·温格一同参与了1966年重返该地的行动。团队修建了一条通往陨石的通道，但在远征队成员死亡后，被迫放弃计划。他的重要性不在于有一段独立叙述的传记，而在于他的存在将科学调查、远征队隐秘的历史，以及对那块石头相互竞争的解释联系起来。

身份与远征背景

在这段叙述中，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是1966年盖拉阿尔塔远征队成员，与洛延和温格同行。后来托克解释当地历史时说，洛延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随一支德国远征队首次来到该地区，从因纽特人的讲述中获得信息，并找到了那块陨石。1966年，洛延与温格和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一同重返当地。团队找到了那块石头，并修建了一条永久通道通往那里，但尚未解决完成工作或取下一块样本所需的技术问题。

1966年远征队的计划围绕实际的科学与工程任务展开。后来发现的照片显示了一种拟议使用的锯——一条经过硬化处理的钢带绕在滚轮上，洛延认为这比用喷灯处理石头更合适。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被列为团队成员，尽管叙述没有说明他在行动中负责哪项具体任务。因此，他的身份与团队的整体计划及其留下的遗迹紧密相连，而非与一段另有记载的个人研究生涯相关。

1966年的灾难及其后续

托克对这次远征的叙述描述了事态迅速逆转。因纽特工人正安放锯具时，三名远征科学家——洛延、温格和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在一小时内相继死亡；当时距离他们首次潜水约有四十八小时。突如其来的死亡终止了原定工作，也使团队承受着解释事件经过的压力。托克说，洛延临时编造了一套事故说辞，同时小心避免损坏遗体；抵达努克后，洛延因怀疑事有蹊跷而进行了尸检。

后来的法医记录使人们对死亡事件的既定说法产生更多疑问。1966年拍摄的Ｘ光片曾用于协助辨认严重损毁的遗体，其底片也传给了格陵兰各地的医生。斯米拉与拉格曼查看影像时，发现片中显示的损伤状况截然不同——一具遗体几乎保留了完整脊柱，另一具则呈现为碎片与阴影交杂的一团。拉格曼指出，遗体似乎被直接放在炸药上方，而不是放在通道上方或专业人员通常会使用的聚能装药上方。这些影像本身不能确定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的确切死亡经过，却动摇了将这次爆炸视为常规专业作业的简单解读。

被遗弃的实验室

远征队留下的实物遗迹还保留了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所处环境的另一面。在冰层深处，斯米拉发现一间房间，里面的科学设备覆盖着一层灰色冰霜。层析仪、显微镜、结晶罐和培养箱与箱子及其他器材摆放在一起，这些物品看起来来自20世纪60年代或1991年。托克认出一台电泳仪，说这是洛延在1966年带进来的设备，当时研究人员仍认为他们可能面对某种有机生命形式。叙述没有指出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曾使用或带来哪件特定仪器，但这间房间使远征科学家共同工作的研究环境，以及在死亡事件后被遗弃的工作，变得具体可见。

这间实验室也将早期远征与后来对当地相关生物的调查联系起来。用于分离和分析蛋白质的设备，体现了让未知事物变得可供物质分析的尝试；被冰封的房间则记录了这项尝试如何中断，并将现场原样留存。这些遗迹没有提供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工作的完整记录，而是将他置于一项科学计划之中；该计划的证据以片段形式留存，包括设备、照片、Ｘ光片和后来的证词。

勒索与后来的掩盖

在解释与录音带有关的事件时，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的名字再次出现。托克说，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收到录音带后，给卡佳打电话并试图勒索她。托克称这是必须采取行动的原因，承认自己的决定使斯米拉陷入险境，并说他把事情交给了莫里斯和韦莱恩。他还称韦莱恩对女性抱有原始的敌意。由此，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处理录音带一事，成为埋藏的远征历史与后来犯罪行动之间的纽带；不过，这只是托克在最终对峙中所作的陈述，并非由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本人提供、且得到独立证实的说法。

因此，小说通过不断变化的证据呈现安德烈亚斯·费恩·利希特——他是远征队中一名有名有姓的成员，是1966年死亡事件疑云中的人物，也是后来试图控制录音带所揭示内容的行动参与者。他在叙述中直接出现的篇幅有限，却具有重要意义。读者通过他人的回忆、法医影像、被遗弃的仪器，以及人们在压力下作出的陈述认识他，因此，对他的生平与行为的叙述始终与解读这些遗迹的争夺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