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6年8月12日

1766年8月12日是叙述者明言的写作当下；这个确切日期使他对家庭如何决定怀孕与分娩的回顾，与成年叙述者对自己的呈现交织起来。它为一种反讽定下基调——父亲关于孩子如何形成的预测与理论，与一个自称不像别人的孩子的儿子形成对照。

作为写作当下的日期

叙述者给出这个日期时，正描写自己身穿紫色短上衣、脚穿黄色便鞋，没有戴假发或帽子。这段简短的自画像并非孤立的描写——他称之为父亲那项预测的悲喜剧式结局——自己既不会像别人的孩子那样思考，也不会像他们那样行动。因此，这个日期标记的不只是叙述写作的时间，也是叙述者回望那些父亲认为已决定其性格的情境的立足点。

同一日期和自我描写在所给文本接近结尾处再次出现。这一回返使这个时刻显得像一个刻意设置的框架——在穿插叙述了家庭法、分娩和健康理论之后，叙事又回到叙述者于1766年8月12日写作的场景。它的重现进一步凸显父亲的解释体系与叙述者不可化约的滑稽个性之间的距离。

从1766年回望的家族往事

叙述者回顾往事时，将自己的出生情境与沃尔特·尚迪和伊丽莎白·莫利纽克斯的婚姻契约联系起来。协议允许伊丽莎白在每次分娩时自行决定是否前往伦敦，并为马车、马匹及各项费用预留了120英镑。另有一项条款规定，若她在没有真实临产迹象时前往伦敦，便会受到惩罚。叙述者指出，这一法律安排影响重大——沃尔特坚持执行条款后，母亲违背自己的意愿被带到城里；他还将由此作出的分娩地点决定，与自己后来鼻子受到挤压联系起来。

叙述者还回忆了由谁接生这一问题上的争执。沃尔特想请一位男性助产士，部分出于对孩子头部的担忧，部分源于他关于家中权威的政治理论；伊丽莎白则坚持由她选定、经验丰富的当地助产士接生。双方最后妥协，由老妇人负责分娩，同时允许这位男性从业者与沃尔特和托比·尚迪一起饮酒。在1766年的叙述框架中，这些争执被回忆为父母一系列决定的一环；他们声称能够掌控孩子未来，却与叙述者最终呈现的滑稽结果格格不入。

关于身体与性格的理论

沃尔特的忧虑不止于选择接生者。他阅读有关分娩的医学著作，担心婴儿头部受压会损伤大脑及理解力的所在。一项被引述的估算称，分娩时作用于头部的力平均为470磅；叙述者的记述又称，五十例中有四十九例的头部被压成长形。沃尔特还认为，从双脚一端牵引婴儿可以避免他所担忧的特定伤害，并将产科做法视为对孩子智力构成的威胁。

沃尔特更广泛的健康理论以根本热与根本湿之间的争衡为基础。他认为二者平衡才能维持健康，并将所谓油性、具有修复作用的根本湿与普通脂肪及黏液区别开来；他相信，任何一方衰败都会导致疾病。这些理论也为这个日期所构成的回顾框架增添了一层对照——父亲试图为身心建立有序的解释，而叙述者在1766年的形象与声音则呈现出一种滑稽的过度，无法被这些解释所化约。

叙事意义

这个日期将几个时间层面汇聚于一点——叙述者身处的1766年当下、父母早先作出的婚姻与医疗决定，以及他归因于自己出生经历的长远后果。叙述者没有按直线时间顺序讲述这些事件，而是借助离题与评论回到往事，使写作当下成为故事结构的一部分。

这个日期的意义尤其在于预测与事后评判之间的距离。沃尔特的理论和家庭安排似乎意在确保儿子成为某种特定的人；数十年后，叙述者将这些努力转化为反讽的素材。这个日期固定了重新审视往事的时刻——成年叙述者本人，正是重新考量父亲相信自己能够掌控性格这一信念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