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彭斯警司

斯彭斯警司是赫尔克里·波洛昔日的警界同僚，如今住在松岭居，忙着对付杂草，而非谋杀案。他与波洛重逢，使一次宁静的山顶花园拜访变成了调查合作的重启——斯彭斯提供当地情况、派对的相关信息以及一桩旧案的线索，波洛则逐步揭示乔伊斯·雷诺兹之死的决定性解释。

身份与登场

波洛抵达松岭居时，看到山顶上有一幢整洁现代的房子，周围种着稀疏的松树，房子带着一座小花园；一位老人正沿着小径推着一只大浇水壶。此人便是斯彭斯。他的头发原先只有鬓角灰白，如今已全白，不过身材倒没怎么变。这幅从容的居家景象，与昔日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的谋杀调查形成了鲜明对照——斯彭斯此刻置身于花草之间，而波洛走到大门口后还得喘口气。

斯彭斯又惊又喜地认出了波洛。两人亲切熟稔地互相问候，但各自的处境已然不同。斯彭斯开始除草，并抱怨这活儿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天气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总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他关注园艺中那些顽固的实际难题，与波洛较为抽象的犯罪重构形成了一种诙谐的对照。

改变了的社会环境

斯彭斯起初说自己已经不再过问谋杀案，除了眼下正设法除掉的杂草。他这番话只是谈话中婉拒的说辞，并非正式说明自己退休了——波洛一开口求助，斯彭斯很快便认出这正是熟悉的情形——有人来找他帮忙。他记得自己也曾经来找波洛，希望波洛替他办件事。如今，波洛反过来向斯彭斯提出了当年那样的请求。

他们的谈话也让斯彭斯有机会思考家庭和社会安排的变化。他将过去的生活与当下相比较——从前，母亲、姑姨、年长的兄弟姐妹和父亲对年轻人的恋爱关系了解得更多；如今，父母可能连女儿正在和谁交往都不知道。按照他的说法，父母不肯同意时，情侣可以依据父母不同意时申请法院许可结婚的规则，请求法院准许结婚；年轻女子也可能为了丈夫撒谎，而丈夫的犯罪倾向随后才显露出来。斯彭斯把这说成是人们判断他人时遇到的一种难题，而不是简单地断言过去更好；他也承认，过去或许只是看起来更好。他的话表明，他不相信能够轻易判断一个人的品性，同时也明确说明，这只是他对社会变迁的一般看法，并非案件中任何特定人物的证据。

波洛解释说，自己仍以伦敦为据点，并应一位朋友阿里阿德妮·奥利弗的请求介入此事。斯彭斯不记得她。这个小小的遗忘凸显了两人共同职业经历与波洛如今介入案件的途径之间的差别——案件经由一位斯彭斯不认识的人而来，但问题的类型却是他所熟悉的。

当地情况与调查合作

波洛请斯彭斯帮忙了解与万圣节派对有关的人——派对来宾、孩子的父母，以及当地的学校、教师、律师和医生。这项请求有意涵盖广泛。波洛需要的不只是关于孩子夸口之言的抽象理论；他还需要了解当地的人际关系和具体情况，才能检验那番话。斯彭斯起初说自己帮不上忙，随后便承认自己的了解确实有实际用处。

当波洛提到有人可能利用咬苹果游戏，把一个女孩的头按进水里时，两人的谈话便更聚焦了。他将乔伊斯夸口说自己目睹过一桩谋杀，与她仅仅数小时后便遇害联系起来，同时仍谨慎地将这种关联视为一种可能。斯彭斯果断地注意到时间上的接近，并问乔伊斯说那番话时有多少人在场。波洛只能估算大约有十四或十五人，其中包括五六个孩子，以及五六个协助筹办派对的成年人。斯彭斯说，这类确切信息应该很容易从当地人那里打听到。他的做法很有代表性——他把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转化为一项具体调查——当时究竟有哪些人在场。

斯彭斯已经了解这场聚会的大致情形。他说，派对上的人主要是女性；父亲们很少参加孩子的派对，不过有些人可能会过来看看，或来接孩子。他还提到弗格森医生和牧师也在场，此外有母亲、姑姨、社会工作者，以及学校的两名教师。斯彭斯估计大约有十四个孩子，年龄从最小约十岁到十几岁不等。这些细节本身无法指出凶手，却界定了一个群体；对波洛的问题而言，这些人的陈述和行踪都很重要。

旧案与名声的局限

斯彭斯还提供了莱斯利·费里尔的背景信息；费里尔早年的犯罪经历，使人无法简单地凭体面身份判断他。他二十岁出头时伪造账目并犯下伪造罪。据说他出身于一个破碎的家庭；雇主为他说了好话，他服完一小段监禁后，便被富勒顿、哈里森与利德贝特律师事务所录用。斯彭斯说，之后再没有什么事得到证实；就雇主所知，费里尔似乎已经改邪归正，但他曾与朋友卷入一些可疑交易。斯彭斯的说法始终区分怀疑与证据——费里尔名声不佳，但后来的交易并未被证实是犯罪。

这一区分也符合更广泛的调查难题。斯彭斯可以提供他所了解的当地人物及其经历，但名声并不能确定派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作用一部分在于提供信息，另一部分在于意识到，一种听来可信的说法很容易被误当成可靠的说法。调查必须结合具体情况核实各项观察，而不能仅仅因为某人看起来值得信任就全盘接受其说法。

水的线索与斯彭斯在叙事中的作用

波洛最终的解释揭示，水是乔伊斯遇害案的关键。任何人若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的头按进装满水的桶里，都会被溅湿；因此，凶手需要一个看似无辜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何浑身湿透。罗薇娜·德雷克趁其他人在餐厅玩金鱼草游戏时，把乔伊斯带去了图书室。后来，她利用一只盛满水的大花瓶作掩护，假装让花瓶摔落，使衣服被水浸湿，花瓶则在门厅地板上摔碎。伊丽莎白·惠特克目睹了这场看似意外的事故，并因此留下印象，以为罗薇娜看见有人从发生谋杀的地方出来。

这段经过也揭示了把目击者的解读等同于其实际所见的危险。惠特克看到罗薇娜拿着花瓶，在楼梯上停下，随后让花瓶掉落，自己也被水弄湿；罗薇娜看见凶手的想法，则是她刻意引导惠特克形成的印象。埃姆琳校长意识到惠特克这番叙述的重要性，便鼓励她告诉波洛。波洛随后把这场假意弄湿与溺死乔伊斯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引发这一连串事件的所谓目击者，事实上并没有看见谋杀。罗薇娜曾担心有人目睹她和迈克尔·加菲尔德在采石场树林杀害奥尔加·塞米诺夫，而乔伊斯的夸口似乎证实了她的担忧，尽管乔伊斯对那桩罪行一无所知。

斯彭斯在这一结局中的作用，并不是宣布谁是凶手或发现水的线索。相反，证据表明，他回到了自己声称已经离开的工作中——他协助波洛拟定调查方向，指出派对大致的社交构成，并让人能够查明确切的当地情况。两人的合作将波洛依据物证作出的推断，与斯彭斯对当地社区的实际了解结合起来。他从照料杂草转而协助调查，正体现了他对案件始终具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