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卖新闻》与《朝日新闻》的新闻竞争

《讀賣新聞》与《朝日新聞》的竞争，既是日本规模最大的两家报纸之间的较量，也是反复显现新闻业竞争局限的一种衡量方式。这有助于解释杰克·阿德尔斯坦为何选择《讀賣新聞》、该报为何加强浦和分社，以及竞争对手如何能抢先刊出头条新闻，尽管制度性障碍限制了媒体能够报道的内容。

竞争报纸与公众形象

《讀賣新聞》每天发行量超过一千万份，是日本乃至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日新聞》曾与之差距不大，后来仍是日本第二大报纸。本书勾勒出两家报纸截然不同的政治声誉——《讀賣新聞》通常被视为与保守派自由民主党关系密切，而《朝日新聞》则与影响力已大幅衰退的社会党联系在一起。这些简略的政治标签赋予了两家报纸的竞争以政治层面，但并不能决定每一项编辑决策。

阿德尔斯坦最初考虑申请《朝日新聞》，但他认为该报总是对美国持负面态度，因此逐渐感到不满。《讀賣新聞》的社论在他看来艰深、保守，充斥着难懂的汉字和含糊表达；但该报的全国新闻报道给他留下了不同印象。在“人口贩运”一词尚未进入大众词汇之前，该报曾刊发一组批评性报道，讲述被偷运到日本从事性工作的泰国女性。报道相对尊重这些女性，并温和但明确地指责警方做得太少。阿德尔斯坦认为，这些报道表明该报愿意站在受压迫者一边。

选择《讀賣新聞》

在求职之初，这场竞争便变得切身。《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的入职考试安排在同一天，因此阿德尔斯坦只能参加其中一家；他选择了《讀賣新聞》的考试。该报的新闻学研讨班是一个广为人知但行事低调的项目，旨在正式招聘季开始前招揽有前途的申请者。由于该项目没有大力宣传，有抱负的记者必须密切关注报纸，才能得知相关消息。因此，两家机构之间的竞争不仅影响了新闻编辑室的报道，也影响了对未来记者的争夺。

资源与浦和之争

在浦和，这场竞争愈发激烈，因为《讀賣新聞》近期决定加强当地办事处。《朝日新聞》将浦和分社置于其社会部，也就是都市与全国新闻部门之下。这种安排使其能够调动人数多得多的记者，而《讀賣新聞》的地方办事处则依靠资源较为有限的地区分社。《讀賣新聞》扩充力量，正是为了缩小这种差距。

包括阿德尔斯坦在内的四名新记者被派去参与这场较量——辻直树、河内靖、吉原淳和阿德尔斯坦。他们同时进入报社，并被派到同一个首个任职地点。本书描述说，这段共同的起步经历造就了格外紧密的职场情谊。因此，这项人事决定使竞争变得具体——一小群新手记者被派到一个分社，必须与一支能够调遣规模大得多的报道队伍的对手竞争。

独家新闻、信息渠道与局限

竞争有时会带来明显的逆转。在报道一起谋杀案调查时，阿德尔斯坦和同事采取了谨慎的做法；随后，《每日新聞》和《產經新聞》刊出了报道，暗示那名伊朗籍男友就是凶手，而且已经被拘押。《讀賣新聞》在这条新闻上落后了。阿德尔斯坦猜想，警方不愿分享事实，是否与他此前在一家健身俱乐部卧底假扮他人有关，但他无法确定。这一事件表明，谨慎程度、获取消息来源的渠道，以及竞争对手是否愿意刊发尚在发展的说法，都可能决定哪家媒体看起来抢占了新闻先机。

各报是在一个同样影响信息获取的体系内展开竞争的。在东京都警视厅，官方记者俱乐部为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地方报纸提供服务，却将周刊和月刊排除在外；外国媒体代表也没有进入的资格。本书将这种安排描述为更广泛的媒体垄断现象，而不是《讀賣新聞》与《朝日新聞》之间独有的竞争。它有助于解释，为何编辑室之间的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自由获取信息或进行独立核实。

后来对后藤忠政与联邦调查局交易的报道，也显现出同样的局限。阿德尔斯坦的稿件遭到《讀賣新聞》以及他接洽的所有其他日本报纸搁置。编辑和出版商给出了各种不刊发调查报道的理由，包括报道年代久远、担心冒犯日本警察厅，以及怀疑能否获得联邦调查局的确认。这并非特指《朝日新聞》作出的决定，而是显示了更广泛的不愿刊发报道的风气。后来，《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终于刊出了这则报道；日本媒体随后跟进时，往往将消息来源归于《洛杉矶时报》，而没有独立核查或扩展相关报道。曾推动招聘竞争和地方独家新闻争夺的这场较量，单靠自身力量无法克服左右哪些报道得以进入公众视野的种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