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ke Adelstein—后藤忠政对立关系

东京罪恶

杰克·阿德尔斯坦与后藤忠政之间的对立,既受所谓休战的局限所塑造,也受此前威胁的影响。后藤忠政的使者威胁阿德尔斯坦后,他辞去了《读卖新闻》的职务;后来,当新的工作使他重新接近后藤忠政的生意时,危险并未随着他的记者证一同消失。这段关系的关键在于一项始终无法令人安心的区别——后藤忠政或许把阿德尔斯坦视为前记者,但阿德尔斯坦的调查仍可能威胁到据信由后藤忠政控制的生意。

威胁与辞职

阿德尔斯坦辞职之前,报道人口贩运一事已令他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2005年11月,后藤忠政的使者发出威胁约一个月后,他正式离开《读卖新闻》。威胁并非他离职的唯一原因——他已把关于后藤忠政的报道视作自己的最后一篇独家报道、一种毕业论文,也无意留下来再写一篇自己无法想象能够发表的报道。不过,与后藤忠政手下打手的会面,让离开的决定变得更加迫切。报社允许他使用大部分累积的休假,并在他离职后继续为他提供保险。

离开报社改变了阿德尔斯坦的公众身份,却没有化解这场冲突。他回到美国中西部,开始准备读法学院,并试图建立一种远离以往工作的生活。这一转变对他与后藤忠政之间脆弱的和平局面很重要——阿德尔斯坦后来将这种安排理解为某种休战,但它的前提是他不再当记者。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利益已经和解,也不表明此前的威胁已不再构成影响。

休战承受压力

一个新的机会考验了这一区别。一位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名叫肯的朋友告诉阿德尔斯坦,美国国务院正在资助一项关于日本人口贩运的大型研究,并推荐他承担这项工作。阿德尔斯坦权衡了这项工作的潜在公共价值及其经费,也考虑了重返自己刻意离开的世界所带来的风险。他还想到了法学院,以及自己对佐奈绪·阿德尔斯坦许下的承诺。他没有咨询任何人便接受了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是出于责任才作出这个决定,不过后来也意识到,这或许是一种诱惑,而非责任。

接受这份工作,使所谓休战再次变得岌岌可危。阿德尔斯坦不够信任后藤忠政的人,不愿让家人卷入其中,尽管他认为自己表面上已经与后藤忠政把事情说开了。这种不确定性并非抽象的顾虑——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重新从事人口贩运研究,而阿德尔斯坦明白,这一领域与有组织犯罪的利润有关。这项工作或许能带来益处,充足的经费也可能让他做得更多,但这些优势并不能使他免受调查相关生意所带来的后果。

后藤忠政的地盘与报道的利害

关口解释了为什么重要的是报道的主题,而不只是阿德尔斯坦过去的记者身份。报道帮派战争、纹身或性事,与调查黑道如何赚钱、拥有哪些公司并不相同。他指出,人口贩运、儿童色情和卖淫都是利润丰厚的活动,也是收入来源;威胁到这些生意的报道可能招致报复。这番警告表明,阿德尔斯坦的新工作会直接触及经济利益,并非只是恢复一种据称无害的记者身份。

阿德尔斯坦问自己与后藤忠政之间的休战能否维持时,关口给出了有条件的回答。他确信后藤忠政知道阿德尔斯坦已经辞去《读卖新闻》的职务,因此把他视为前记者。关口推测,后藤忠政不知道的工作或许可以接受,但阿德尔斯坦将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穿行于东京——后藤忠政的地盘。他提醒阿德尔斯坦谨慎选择打电话、会面和交谈的对象。后藤忠政知道些什么与阿德尔斯坦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区别,使休战取决于能否隐瞒;这番警告只是提醒他小心,并未提供保护,也没有保证后藤忠政在调查曝光后会容忍此事。

再次展开调查

海伦娜失踪后,阿德尔斯坦重新报道后藤忠政相关事件的意图变得更加明确。海伦娜从住处和英语教师的工作岗位同时消失一周后,留下个人物品,也没有留下转寄地址,阿德尔斯坦不知该怎么办。他照常去上班,并循着海伦娜的线索查到国际娱乐协会,该协会与后藤组有关联。他不知道后藤忠政对海伦娜的失踪负有任何责任;他声称自己的目的是查明两者是否有关联,而不是把怀疑当作证据。

这项调查也让后藤忠政肝移植的报道重新浮现;阿德尔斯坦认为自己早该重启这项调查。尽管这让他暂时离开人口贩运研究,他认为两项调查关联足够密切,值得重新跟进,也清楚此举可能使自己身陷险境、再次激怒后藤忠政。此时,他先前对后藤忠政是否知晓其工作的权衡,已让位于一种更为强硬的态度——接受自己可能暴露。阿德尔斯坦用一个形象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既然已经吃下毒药,不妨把盘子也舔干净。这一选择并未化解双方的对立——它标志着不确定的休战不再支配他的行动,而尚未完成的调查再次使他与后藤忠政站在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