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莱斯·马努蒂

在维多利亚·贝里曼的叙述中，索莱斯·马努蒂具有双重身份——她是来自塞拉利昂弗里敦的真实女孩，只是她的真实姓名与此不同；她也以助手的身份存在于维多利亚内心。维多利亚说自己需要她，而她的日记则将这一内在存在描写成亲密的伴侣——索莱斯从衣柜搬到了床上。因而，索莱斯既不只是虚构的朋友，也不只是维多利亚的另一个名字；她处于真实人物与内在形象之间，维多利亚正是透过这个形象理解自己对帮助的需求。

身份与双重状态

当治疗师询问维多利亚所描述的人是否真实存在时，维多利亚难以解释清楚这些关系，说她们是两个人，也是三个人。治疗师没有否定她的困惑，而是请她描述索莱斯。维多利亚无法完整地讲述她，最后却说自己需要她。这个回答并非通过外貌或生平，而是通过索莱斯在维多利亚内心生活中的作用来确立她——维多利亚离不开她。

维多利亚的叙述区分了真实的女孩与生活在她内心的形象。汉娜·厄斯特伦和杰西卡·弗里贝里是她在锡格图纳的真实同学，但维多利亚也在自己内心认出她们，分别是勤务者、分析者和哀怨婆。索莱斯也是真实的，尽管维多利亚使用的名字并非她的真实姓名；在维多利亚内心，她是助手。这段叙述让两种事实并存，而不是将其中一种化约为另一种。索莱斯既是维多利亚之外的一个人，同时也是维多利亚描述自我的内在构造的一部分。

维多利亚日记中的助手

一则日期为三月三日的日记让索莱斯显得更加真切。维多利亚写道，索莱斯已经搬出衣柜，现在两人共睡一张床。地点的变化让她们想象中的或内在的相伴显得更亲密——索莱斯不再被单独留在另一个空间，而是陪在维多利亚身边。维多利亚还记下，桑拿房里的恶臭也跟着她们到了床上。这则日记没有解释气味或两人的安排，也没有进一步详述；相反，这种直白的身体细节将索莱斯置于维多利亚所记录的艰难处境之中。

这则日记以维多利亚关于潜伏与孵化的疑问为框架。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等待生病，以及这个时期是否始于塞拉利昂。她认为自己把一种感染带回家，它一直留在体内，让她发疯，随后她称之为他的感染。日记并未证实索莱斯导致了这场疾病，也没有解释她与疾病的确切关系。日记所呈现的是，维多利亚将索莱斯置于疾病、记忆与内在体验相互交叠的记录之中；在这份记录里，有某种东西被带入体内的意象，成了描述某种挥之不去之物的方式。

治疗与安全的语言

索莱斯出现在维多利亚与治疗师的谈话中，治疗师询问她是否愿意描述索莱斯。维多利亚难以作答，这与她简短而肯定地说自己需要索莱斯形成对照。她或许无法界定这个形象，却能够说出她的重要性。治疗师的提问让维多利亚有机会慢慢触及这种重要性，而不必先厘清所有关于真实与否的疑问。

维多利亚也间接地描述治疗师；她不太愿意说出治疗师的名字，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她的眼睛上。在日记中，那双眼睛让她感到安全；维多利亚说，在那双眼睛里，她也能够做自己。这段叙述将治疗关系与她对索莱斯的描述并置，却没有把这两个人物视为可以互换。索莱斯是维多利亚内心世界中的助手；治疗师则以专注的陪伴，让维多利亚能够谈论那个世界。维多利亚说索莱斯搬进了床上，这则日记传达出亲密感，而治疗会谈则让这种亲密感得以被审视。

叙事意义

索莱斯的重要性在于，这本书拒绝把维多利亚的叙述简化成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之间的二选一。叙事既呈现了一名生活在弗里敦、使用另一个名字的女孩，也呈现了一个名为索莱斯·马努蒂的内在助手。维多利亚自己的语言保留了这种张力——她可以说索莱斯是真实的，也可以说索莱斯在她内心，而不让这两种说法彼此抵消。她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叙述的一部分，并非治疗师立即消除的谜题。

日记中朴素的细节——衣柜、共睡一张床、桑拿房挥之不去的恶臭——为维多利亚的经历赋予了具体场景；在其他地方，她通常借助不断变化的身份与感染的隐喻来描述这些经历。索莱斯作为助手的角色，在维多利亚说出的内在人物中也格外突出——维多利亚说自己需要她，而与此同时，她将其他部分描述为必须除去的部分，并指出自己必须培养的是Sleepwalker。现存的叙述没有另行交代索莱斯在弗里敦的生活经历，也没有解决那个女孩与维多利亚内在伴侣之间的差异。索莱斯的意义在于这种尚未解决的共存，也在于即使维多利亚无法描述清楚，她仍能表达自己对索莱斯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