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白

塞缪尔·白曾是来自塞拉利昂的童兵。读者通过治疗会谈、索菲亚·泽特伦德不稳定的回忆，以及他从眼前叙事中消失后被发现的证据，逐渐得知他的故事。他既是叛军行径的证言来源，也是索菲亚眼中的受害者，同时又是一个涉嫌对她施暴的男人；小说让这些身份彼此紧张并存，而没有将他简化成单一角色。

身份与初次会面

塞缪尔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但最初寡言，似乎也不感兴趣。当索菲亚提议他们改用克里奥语而非英语交谈时，他变得更愿意沟通。这一转变对他们早期的关系很重要——语言的改变为谈话打开了通道，而他初见时显露的拘谨也逐渐让位于更积极的交流。

他们在索菲亚位于玛丽亚广场的办公室见面。治疗场景将塞缪尔置于病人的位置，需要通过交谈来接近他的经历；改用克里奥语则表明，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让他感到自在的表达方式。现有场景没有完整交代他接受治疗前的生活，但指出他作为童兵的经历，是他后来向索菲亚讲述的核心内容。

治疗与证言

索菲亚的档案记录了一段长期治疗过程。她和塞缪尔在五月见了九次；六月、七月和八月期间，他每周来两次。他准时赴约，没有缺席。她的日记总共记录了四十五次会面——星期一十五次，星期二十次，星期三七次，星期四八次，星期五五次。如此精确的统计让治疗过程显得有据可查，与索菲亚后来对两人之间发生之事的不确定形成对照。

在一次会谈中，塞缪尔讲述了叛军中的食人行为。他解释说，这种行为被用来侵犯受害者并羞辱他们，同时也具有仪式层面的意义。由此可见，他不仅是军中暴力行为的见证者，也是暴力在军队内部被赋予何种意义的见证者。他对蓄意羞辱与仪式实践所作的区分，是通过他的解释——以及索菲亚的回忆——呈现出来的，而非来自对事件的外部描述。

索菲亚对塞缪尔的评价显著地带有同情——她认为，他童年担任童兵时所做的一切可怕之事都不应归咎于他，并将他视为受害者。这一看法并未抹去与他过往有关的行为，而是将责任置于他的童年以及周遭暴力的背景之中。小说让这一道德判断与后来涉及塞缪尔所受伤害的证据并置，使读者感受到受害者身份与自主行为之间的张力，却不将其化约为简单的定论。

袭击与破碎的回忆

塞缪尔也袭击了索菲亚。后来，安-布里特提醒索菲亚，她决定不再见塞缪尔是在那次袭击之后，并告诉她，两人只见过三次。这一说法与治疗记录中四十五次会面的统计并列。相关段落没有彻底解释两者之间的差异，但区分了有记录可查的治疗过程与索菲亚后来对其结束阶段的记忆。她的不确定使这段关系的最后时期难以被可靠地还原。

一次会面之后，索菲亚走到街上，开始步行回家，没有看见塞缪尔。随后他出现了，面带微笑，亲切地向她打招呼，还提到自己看见她买了两人份的食物。这段简短对话带有日常的熟稔感，即使周围的叙事将其置于两人关系的危险与破裂背景之中。这种反差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冲突已经结束；它展现的是，一个寻常举动如何轻易地与一段索菲亚无法可靠记住的过往并存。

另一处情节中，索菲亚打了塞缪尔，而她脑海中的景象又呈现出高莲袭击他的画面。塞缪尔伤势严重，无法进行有效抵抗，只能无力地试图保护自己。这一场景让索菲亚先前对他的受害者身份判断与后来针对他的进一步暴力并置，也使她自身的处境更为复杂——曾经治疗他、并将他理解为受害者的人，也参与了对他的暴力。高莲袭击他的叙述是通过索菲亚脑海中的景象呈现的，因此其证据地位不同于有记录可查的档案或后来发现的法医证据。

法医证据与叙事意义

在维戈·杜雷尔的地窖中发现的证据包括塞缪尔的宝丽来照片；照片上的疤痕表明他的身份，并与革命联合阵线有关；此外还有一段录像。录像中，塞缪尔被锁链束缚，正挣扎着对抗一名男子。珍妮特·基尔伯格和延斯·胡尔蒂格认出此人就是他们在拉普兰一间小屋中发现的死者。这些发现将塞缪尔置于更广泛的囚禁与虐待模式之中，也使他的故事与索菲亚治疗室之外的调查相连。

塞缪尔的角色在不同证据形式之间的转换中逐渐成形。在治疗中，他讲述叛军的暴力；在索菲亚的回忆里，他既是她同情的病人，也是袭击她的人；而在地窖的照片和录像中，他则以一个可辨认、遭到囚禁的人物形象，出现在调查收集的材料里。没有任何一种视角能够取消其他视角。他的故事呈现出，证言、记忆与物证如何各自提供对一个人经历的不同而不完整的叙述，也呈现出受害者的过往与其后来的行为之间的界线为何在道德上难以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