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布尔什维主义

国家布尔什维主义是爱德华·利莫诺夫和亚历山大·杜金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发展而成的一种政治形态，它形成了一个政党、一份报纸和一场广为人知的反文化运动。它的标志性做法是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不是为了调和二者的历史，而是将二者都视为政治力量的来源。书中追溯了这种结合从最初并不稳定的思想联盟，发展为拥有自身象征、出版物、成员和追随者的运动的过程，并展现了这场运动的意义始终存在争议。

有意碰撞的传统

杜金的影响并没有让利莫诺夫获得更清晰或更稳定的政治学说。叙述者称，利莫诺夫的思想变得更加繁复，却也更加混乱——杜金同样崇敬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构建了一个万神殿，将苏联政治制度叙述中的列宁与墨索里尼、希特勒比肩而列，同时纳入来自截然不同传统的艺术家、哲学家、革命者和宗教人物。这份名单不加甄别，本身就是其力量的一部分。衡量标准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一致性，不如说是生命的强烈程度，甚至连查尔斯·曼森也能被纳入这个宽泛的群体。

这种思想上的开放也有其组织层面的对应。利莫诺夫和杜金都认为，反对派中的许多人缺乏采取行动所需的品质；而他们将自己视为互补的伙伴——一个是思想者，一个是行动者。书中以带有讽刺意味的宏大笔调呈现了这种自我形象，同时也记录了它在实践中的后果。国家布尔什维主义不只是关于观念的论争；它还试图将一种反体制情绪转化为集体政治力量。

这场运动的名称体现了这种碰撞，尽管其创制者始终无法确定。创始人分道扬镳后，双方都声称是自己创立了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后来，两人都试图树立体面形象时，又都愿意把这个构想归给对方。这种不确定性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名称在政治上变得足够有用、也足够富有争议，以至于双方为之争执；而它的起源则可以随着声誉的变化而调整。

政党、报纸与标志

这段合作很快有了具体的形式。利莫诺夫为报纸拟定了《利蒙卡》这个名称，意为“手榴弹”。一位擅长描绘翁布里亚和托斯卡纳风景的画家朋友，在厨房桌边画出了旗帜——红色底面上有一个白色圆圈，圈内是黑色的锤子与镰刀。它与纳粹图像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只是纳粹标志被共产主义徽记取代了。这面旗帜没有掩饰意识形态上的挑衅，而是让这种结合一目了然。

创始人确定了名称、报纸名称和旗帜时，成员只有一名乌克兰学生塔拉斯·拉布科。他们仍然需要资金。利莫诺夫回到巴黎，希望筹到钱，但他的努力没有成功。他参与巴尔干半岛战争一事疏远了巴黎的朋友和出版商；围绕极右与极左政治结合的公众争议，也使他成为当时所谓“棕红色政治”的醒目象征。他越来越将自己视为战士和职业革命者，而非作家，但文学仍是他唯一可靠的收入来源。因此，他的政治抱负反而要依靠他正试图摆脱的作品所带来的版税。

1994年秋，他用微薄的版税出版了第一期《利蒙卡》。利莫诺夫后来把创刊描绘成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说当时有一个人数极少却非同寻常的圈子到场。实际情况要朴素得多——娜塔莎以笔名“玛戈特·菲勒”写作；几名西伯利亚朋克；杜金的一些学生；以及负责后勤的拉布科。拉布科和利莫诺夫开着一辆老旧的摩尔多瓦汽车前往特维尔，取回五千份报纸。他们在路边售卖报纸，又把报纸带到莫斯科的火车站，分发给开往各地城市的列车上的乘客。他们的发行方式临时拼凑，期望也有限，但这份报纸为新兴政治形态提供了公开发声的渠道，使其能够触及创始人直接交往圈子以外的人。

小组被逐出最初的办公室后，成员们搬进一间潮湿、鼠患猖獗的地下室。他们清理瓦砾、粉刷墙壁、修补漏水处；这个地方后来成了党部，被称为地堡。这种临时凑合的环境，与创始人宏大的历史话语形成对照。组织的开端，在利莫诺夫事后的讲述中有意显得史诗般壮阔；而在成员不得不亲手修缮的现实条件下，它又显得岌岌可危。

两个派系与不同的支持群体

利莫诺夫和杜金之间的分歧，不仅涉及学说，也涉及政党应该吸引哪些人、报纸应该面向哪些读者。杜金认为，他那些抽象而庄严的理论文章构成了《利蒙卡》的思想骨干。他偏好与欧洲极右派相关的灰色、机密刊物的外观和语调。主要负责出版报纸的利莫诺夫不敢拒绝这些投稿，但报纸的实际读者群和风格正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两个圈子渐行渐远。杜金的追随者看不起利莫诺夫招募来的普通成员——这些年轻人被摇滚乐和打架吸引，对法西斯主义的宏大历史毫无兴趣。有些人，包括扎哈尔·普里列平，不喜欢报纸提及自由军团等准军事组织。普里列平也不喜欢利莫诺夫亲昵地称杜金为“戈培尔博士”。争吵愈演愈烈之际，杜金离开了政党，另行创办地缘战略研究中心，留下利莫诺夫继续面对更受欢迎、但学说色彩较淡的支持群体。

因此，这场运动的社会基础并非只是杜金所设想的知识分子式法西斯主义的翻版。叙述者描写普里列平时，他已经是入党十五年的坚定成员；他是一位来自外省的作家和老兵，写过一部关于年轻男子如何成为国家布尔什维克的小说，取材于自己的经历以及同代人的经历。叙述者将他描绘为温柔、关注日常生活的人，与法西斯式暴徒或颓废唯美主义者截然不同。这种描绘并未抹去运动的象征或政治关联；相反，它展现了意识形态美学与加入者各不相同的生活之间的距离。

成员、异议与公共意义

在后来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该党宣称在俄罗斯各地有七千名成员，尽管只有几百名代表能够出席。他们来自不同地区，有些人睡在地堡，另一些人则住在工人宿舍。找到会场并不容易——最初同意承办会议的场所，在重新考虑后又撤回了同意，显然是受到警方施压。组织者担心有人虚报炸弹、遭到骚扰或会议被直接禁止，但代表大会还是开幕了。对利莫诺夫而言，这些代表正是多年把报纸带到铁路车站的成果——他们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亲自前来彼此相会的人。

这些新成员与杜金想象中的英雄人物相去甚远。书中将他们中的许多人描述为笨拙的外省青少年，手头拮据，也害怕遭人嘲笑。利莫诺夫为他们赋予共同的风格、理想和目标感；他们对他的依恋可能十分强烈。女孩也加入了，其中包括丽莎，她显然满怀爱意地注视着他。这群脆弱的支持者与运动咄咄逼人的政治图像之间的反差，是书中叙述的核心——国家布尔什维主义能为那些感到自己被边缘化的人提供认同感和归属感，尽管它的公共标志令人联想到威权主义运动。

民主派异议人士给予激进分子支持，也使这个政党的政治含义变得不确定。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为四十名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成员辩护；这些人因占领并毁坏总统办公楼而被判刑，当时他们高喊要求弗拉基米尔·普京下台。她称他们是勇敢的年轻人，为国家道德未来带来了希望。叶莲娜·邦纳同样支持这些激进分子，但也对党名所带有的联想表示保留。这些辩护并没有让该党的意识形态变得民主；它们使叙述者最初将利莫诺夫简单视为率领光头党的法西斯分子的看法变得复杂，也展现了反对政府如何在原本因政治标签而彼此疏远的群体之间，形成出人意料的交集。

苏联体制崩溃后，经济和政治权力日益集中，这种张力也更加明显。价格自由化带来了百分之二千六百的通货膨胀；公民收到的私有化凭证，发放时面值为一万卢布，等到送达时已大幅贬值，几乎只能买一瓶伏特加。一些凭证被卖给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等有意成为寡头的人。后来，寡头们联合起来支持鲍里斯·叶利钦连任，并利用媒体影响力警告说，若由其他人取代他，局面就会陷入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布尔什维主义对新秩序的挑战，形成于人们对市场改革和政治转型都感到幻灭的氛围之中；书中没有把这场运动简化为这种背景的产物，却清楚表明，若脱离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它的吸引力。

延续与重新诠释

叙述者在接触到无法纳入简单标签的证据后，自己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初次见到利莫诺夫多年后，他对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和叶莲娜·邦纳支持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激进分子，以及卡斯帕罗夫、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和利莫诺夫组建“另一种俄罗斯”联盟，都感到惊讶。他们的联盟汇集了政治经历截然不同的人物。这表明，利莫诺夫在俄罗斯的处境已经改变，尽管叙述者无法断言利莫诺夫本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了。

该党也继续存在于利莫诺夫后来的日常生活中。叙述者拜访他朴素的公寓时，一名叫米佳的成员在地铁站接他，陪他穿过大楼步行到九楼。米佳已不再是年轻街头激进分子的形象——他年约三十，已经结婚，有一个女儿，从事一份收入颇丰的互联网相关工作。他形容党内状况平静。他继续参与，与其说像是在一个不断壮大的政治组织中发展事业，不如说是在坚守年轻时的理想，恰如有人继续在一支业余乐队里演奏。于是，国家布尔什维主义以两种形式同时延续——既是一种有组织、充满争议的政治身份，也是一种个人归属感，即便最有雄心的创始人所抱有的期待早已落空，它仍可能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