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di Kantor与Megan Twohey的调查报道合作

乔迪·坎托与梅根·图赫的调查报道合作，将两位关注女性待遇的记者带入共同的报道工作，其中包括揭露哈维·韦恩斯坦事件的报道。她们合作的意义既体现在获得的荣誉中，也体现在书中描述的合作实践里——鼓励女性发声，倾听来自截然不同生活经历的讲述，并将这些讲述纳入共同的调查，同时不假装女性面临的处境相同。

记者与共同的工作

坎托与图赫是《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坎托曾关注职场议题，尤其是女性待遇；报道过两次总统竞选，并撰写了《奥巴马夫妇》。图赫的许多报道都致力于女性和儿童的待遇；2014年，她在为路透社报道期间，入围普利策调查报道奖决选。她们的个人经历显示，两人关注的议题有所交叠，但书中对她们合作的描述，更具体地体现在她们共同进行的报道和采访上。

她们因揭露哈维·韦恩斯坦事件而共同获得多项荣誉，其中包括乔治·波尔克奖，以及与同事共同获得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这些荣誉将她们的工作置于整个新闻编辑部的集体成就之中，而不是将其呈现为任何一位记者单独完成的成果。

鼓励讲述并共同倾听

本书描述了一些女性曾为是否披露骚扰或性侵经历而痛苦犹豫；在许多情况下，是坎托或图赫通过电话交谈鼓励她们。这些接触构成了两人报道方法的一部分——记者主动寻找讲述者，帮助消息来源面对是否发声的决定，之后还让其中一些女性聚在一起接受采访。采访从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在那次聚会上，记者尽可能让谈话平等进行，给予每位女性的讲述同等重要性。她们也意识到，参与者的处境并不平等。金·劳森在麦当劳每小时挣十美元，而就在六个月前，她还无家可归；格温妮丝·帕特洛宽敞的厨房和生活中的种种小奢侈，则让经济差异显而易见。因此，这次采访同时坚持了两点——平等重视每位女性所说的话，并承认金钱、工作和公众地位使她们的生活大不相同。

女性们逐一介绍自己，讲述她们如何决定公开发声，并回顾记者写过的报道。轮到帕特洛时，她举杯向阿什莉·贾德致意，称她是第一位打破对韦恩斯坦保持沉默的女演员。帕特洛认为，贾德决定在韦恩斯坦事件的首篇报道中实名发声，使她成为开路者；她的榜样帮助其他人站出来。两人的交流表明，记者先前的报道已经成为参与者理解公开发声何以成为可能的一部分。

不同的风险，共同的问题

这次聚会还汇集了本书所描述的、来自相距甚远的世界的讲述——中西部、演艺圈以及最高法院提名确认听证会。金·劳森是一位二十六岁的快餐店员工，泽尔达·珀金斯则是一位年长她二十岁、住在四千多英里之外的制片人。她们的职业、年龄和处境各不相同，但都从遭遇骚扰的经历走向了积极行动。

珀金斯讲述了自己向英国议会议员作证、陈述保密协议问题的经历，以及作为个人走进威斯敏斯特宫时感受到的权威感。劳森则讲述了自己向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投诉麦当劳，并参加九月罢工的经历。她回忆了高喊口号、团结互助、结识新朋友，以及男性在女性队伍后方行进以示支持。她发表过演讲、接受过采访，还推着婴儿车里的女儿参加游行。记者共同进行的采访让这些不同形式的行动进入同一场对话，却没有将它们简化成相同的经历。

发声带来的后果也各不相同。劳森成了参与麦当劳工会行动的女员工中的一名团队教练，通过短信群聊为她们提供建议；顾客会从有关性骚扰的电视报道中认出她。珀金斯说，发声帮助她成长为自己二十四岁离开米拉麦克斯时就正在成为的那种人。将两人的讲述并置起来，可以看到一种转变——曾遭遇骚扰的女性通过反抗骚扰，获得了新的权威与认可。

为尚未作出的决定留出空间

这次采访也揭示了公开报道对每位参与者而言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当谈话进行到罗威娜·邱时，坎托告诉她可以选择跳过。邱选择发言，并解释说自己是桌边唯一一个尚未公开讲述经历的人，也几乎没有讲述这段经历的经验。除了丈夫，她的家人仍一无所知。

邱谈到，愿意站出来讲述此类经历的亚裔声音很少，并将这种沉默与模范少数族裔文化联系起来；这种文化期待人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发声，也不要惹出风波。她正在考虑是否打破沉默，但表示这样做可能会令朋友震惊，并改变自己的生活。对记者来说，这次聚会是一次面向读者的采访；对邱来说，这也是一个倾听他人如何决定发声的机会。因此，坎托与图赫的合作不仅体现在已经发表的报道中，也体现在她们谨慎地营造了一种情境，让消息来源可以权衡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而不必被迫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