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与格吕恩利希结婚

托尼与格吕恩利希的婚礼于1846年1月初举行，既是一场家族仪式，也意味着一次转变——在吕贝克举行了引人注目的婚礼后，托尼与丈夫一同前往汉堡，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回来探望家人。这场婚礼将私人情感与布登布洛克家族的公众声望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家族编年簿对婚姻和继承的记载，则将这次离别纳入关于家族延续及其代价的漫长叙述之中。

背景与安排

圣诞节后不久，格吕恩利希以生意兴隆、事务繁忙为由返回汉堡。布登布洛克家族认为，在订婚之前，托尼已有足够时间与他相互了解。两人的未来住所通过书信商定——托尼希望住在汉堡市中心，格吕恩利希的办公室就在施皮塔勒街；但准新郎说服她的家人同意在埃姆斯比特尔购置一栋别墅，使她远离城市的商业活动。

住所的选择已经显出这桩婚姻的双重面貌。托尼设想着大城市的种种吸引力，而格吕恩利希则将住处安排在远离那处支撑其财富的商业地址之地。婚姻被描写成个人的离去，但其背景仍与他的商业生活以及家族对这桩婚事的判断紧密相连。

吕贝克的婚礼

庆典从婚礼前夜的一场盛大聚会开始，出席者包括来自家族几个分支的亲友，以及托尼的伙伴，其中有阿姆加德·冯·席林。宾客在铺撒了滑石粉的餐厅和走廊里跳舞。彼得·德尔曼按照惯例砸碎陶器，为新人制造喧闹的吉兆。这场聚会使婚礼成为家族公开参与的盛事，而不只是一桩私人结合。

婚礼当天，托尼在早餐室更衣，由荣曼小姐、裁缝师和施图特太太协助。准备工作包括在婚纱上别上桃金娘枝饰。格吕恩利希身着正式服装，在外等候，仔细打理仪容，准备参加仪式。家人聚集在柱廊大厅里；塞萨米·魏希布罗特一直像母亲般照料托尼，她亲吻新娘的额头，祝愿她幸福。

大厅里设好了祭坛，圣玛丽教堂的克勒林牧师主持仪式。他的告诫强调节制。托尼爽快地表示赞同；格吕恩利希则先清了清嗓子才回应。仪式依照惯常礼俗举行，随后是一顿丰盛的宴席。婚礼依次呈现家族聚会、正式仪式和宴席，体现了这个家庭既有的社会秩序。

启程前往汉堡

宴席结束后，托尼与格吕恩利希换好衣服，准备上路。她的父母陪他们走到屋外；天气寒冷，雾气中飘着雪，一辆马车已等候在那里，车上放着他们的箱子和提包。托尼一再向父母保证，自己很快就会回来探望他们，他们也不用多久便会到汉堡来。她的乐观让这次离别仿佛只是暂时的，然而装满行李的马车标志着她在家族中的位置发生了决定性变化。

临行前，参议提醒格吕恩利希，新买的花边放在手提包里，并建议他在抵达汉堡前将它藏在大衣下面，以免缴纳海关税。这句实用的提醒打断了告别，也体现了家族对商业事务的警觉。托尼问父亲是否为她感到骄傲；父亲没有回答，只是将她搂近身边，随后亲切地握了握她的双手。

马车门关上，车夫扬鞭，马匹拉车离去，震得窗户作响。马车消失在雪雾之中时，伊丽莎白挥动着一方小手帕。参议站在妻子身旁看着马车，说道：“她走了，贝茨。”这一幕以分别收尾——托尼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回来，而她的父母留在了原地。

家族记载与后来的影响

这桩婚姻属于一段被仔细记录、而非仅仅视为一场孤立庆典的家族史。在家族笔记本中，参议以一丝不苟的态度记下了子女生活中甚至并不起眼的事情。托尼后来读到自己出生、童年患病、求学和坚信礼等记录，明白自己是绵延不绝的家族链条中的一环。因此，婚礼和离别的意义并不止于那一天——它们成为家族借以理解自身延续性的记载的一部分。

这种延续也以金钱来衡量。参议去世后，家族核算财务状况时，将托尼放弃的嫁资以及商号在1851年不来梅一次破产事件中的损失列入亏损。这些成本由后来获得的利润和其他资产抵消，但账目清楚表明，她的婚姻给这个家庭带来了长久的物质影响。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婚礼呈现了一个仪式隆重、充满信心的富裕家族，而后来的清算则记录了女儿的婚姻给家族财富造成的代价。

小说更为广阔的家族史反复呈现继承而来的姓名、记录与事业的重要性。商号百年纪念临近时，家族文件帮助人们查明其创立日期；后来，参议的遗嘱命令清算商号，令托尼悲痛地认为，即使家中尚有继承人，家族事业的历史也将终结。与这些后来的场景相对照，她的婚礼读来便是世代故事中的一段——家族带着正式的骄傲送女儿出嫁，而编年记载既保留了这次离别，也记下了随之而来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