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9年

1529年标志着托马斯·沃尔西政治生涯开始走向衰落，也是托马斯·克伦威尔事业的转折点——随着这位枢机主教失去官职、财产与影响力，克伦威尔一边设法维护自身利益，一边参与将重塑王国的议会与法律斗争。

沃尔西失势与约克宫遭查收

1529年，王室官员来到约克宫，要收走其主人的财产。诺福克公爵与萨福克公爵告诉沃尔西，他已被免去大法官职务，并索要英格兰大印玺。克伦威尔建议沃尔西坚持要求国王提出书面请求；两位公爵返回时，他又主张应将大印交给罗尔斯府主管。这一策略争取到一天时间，在两人都没想到能扭转的危机中换来了一点喘息。

第二天，国王的手下开始遣散宫中人员，以便为安妮·博林准备宫殿。他们搬走沃尔西的书籍与文件、衣物、餐具、珠宝、祭服和挂毯，并将琐碎的家用物品也一一登记造册。沃尔西的侍从乔治·卡文迪什抗议说，刺绣祭服应当仔细打包；克伦威尔回答说，既然查收势在必行，至少可以确保办得妥当。沃尔西昔日公开展示的奢华——克伦威尔曾戏称可以按码计价——如今被国王的书记官逐项列入清单。

克伦威尔在忠诚与晋升之间

沃尔西蒙羞失势后，克伦威尔仍继续前往埃舍尔探望他，并在枢机主教与伦敦政界之间传递消息。沃尔西焦虑地打听国王、诺福克公爵、萨福克公爵和安妮·博林的情况，而克伦威尔则处理议会事务，以及送给这位昔日主君的请愿和消息。这种一身事二主的服务，既是个人忠诚，也是务实之举——克伦威尔没有抛弃沃尔西，同时也学会在新的权力平衡中行事。

从1529年冬季到1530年春季，克伦威尔谋求在新一届议会中取得席位。拉夫·萨德勒为他安排了汤顿选区的席位，此事得到了国王与诺福克公爵的认可。诺福克公爵认为沃尔西藏有财宝，怀疑克伦威尔知道财宝所在；他还以为克伦威尔或许会为自己效力。然而，克伦威尔仍以沃尔西属下自居，同时又与这位权势显赫的公爵交涉。这件事表明，官职与议会席位取决于庇护关系和王室许可，并非仅由地方选择决定。

议会、法律与王权

围绕沃尔西命运展开的斗争，也是一场关于法律含义的斗争。国王的顾问拟定了四十四项针对这位枢机主教的指控，包括违反《反外国司法权法令》、财务失当，以及未能压制路德宗异端。生活在旧法令之下的人并不确定其含义；在实际运用中，它似乎会随国王的解释而变化。与此同时，沃尔西催促克伦威尔保护他的学院，担心学院会与他的政治地位一同遭到摧毁。

克伦威尔在议会中的工作日益将王室政策与议事程序联系起来。1529年，暂停向罗马缴纳主教年俸税的法案提交下议院审议时，他提议将议员分为赞成与反对两方。国王旁观表决，借此知晓谁支持他；这一策略在上议院的效果较差，亨利不得不亲自陈述立场。议会表决使政治忠诚显露出来，而年俸税争议则将罗马权威问题带入英格兰政府的运作机制之中。

王位继承与议会权力的边界

同年也为后来围绕亨利八世婚姻与王位继承的冲突埋下伏笔。在一次讨论确保安妮·博林子女继承权的拟议法案的会议上，克伦威尔为议会制定王国法律的能力辩护，并主张由国王的臣民宣誓确认相关继承安排。他否认罗马对英格兰拥有合法发言权。斯蒂芬·加德纳则质疑宣誓的效力范围，也反对法案将玛丽·都铎排除在拟议继承安排之外。

这场辩论揭示了自1529年起贯穿其后的核心矛盾——克伦威尔认为，议会能够决定世俗事务的安排；反对者则可以坚持，精神管辖权不在议会权限之内。托马斯·莫尔后来正是以这一区分解释，为何他可以接受议会指定国王的权力，却不接受议会任命国王为教会首脑的权力。因此，1529年的事件意义不止于沃尔西失势——它开启了一个政治权威、法律程序与宗教管辖权日益冲突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