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曼神父

戈尔曼神父遇害案开启了调查。故事通过一次牧灵职责展现他——受召前往一位垂危女子的床边时，他以神职身份给予安慰，并听取她关于不法行为的混乱却急切的陈述。他离开时带着一份姓名名单，担心自己会忘记，便把它写在一张纸片上；这张纸片在他遇害后留存下来。这份名单将一场私下忏悔变成调查的第一条确凿线索，而女子警告的含义不明，也令他最后一次探访笼罩着未解之意。

身份与牧灵职责

戈尔曼神父是一名常常应召帮助身处困境者的神父。他受召前往本特尔街时带着一个小皮箱，随即赶去探望那位要求见神父的女子。房间整洁，陈设带有旧式风格，但整齐的环境掩不住女子病情严重；他立刻意识到她病得很重。

他的应对沉稳而不夸张。女子努力忏悔时，戈尔曼神父以神职身份和信仰所赋予的权威与安慰对她说话。这一幕展现出他的牧灵工作已驾轻就熟——他曾多次这样与人交谈，他的话语也缓和了房间里的不安。他没有轻视女子的痛苦，也没有要求她先把事情说得条理分明才给予安慰。他当下最关心的是在她最危急的时刻给予帮助。

探访垂危女子

女子的陈述断断续续。她喘息之间谈到严重的不法行为，并坚称自己若不忏悔便不能死去。戈尔曼神父完成牧灵职责后，她继续说话，警告他必须阻止某件事。叙述没有在床边讲明她的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没有确定她的陈述有多少可信。

这种不确定性伴随戈尔曼神父离开那所房子。暮色渐浓、雾气加重时，他步行返回，思索她的讲述有多少可能源于神志昏乱和高烧。他相信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属实，却无法判断究竟有多少。他既没有把每个细节都当作事实，也没有全盘抛开这条警告；他决定趁自己还记得时记下几个姓名。

名单及其留存

戈尔曼神父打算记下笔记，却发现笔记本从他法衣衬里的开口滑了出去。这个实际困难迫使他临时想办法。他在一家小咖啡馆点了咖啡，并索要纸张；别人递给他的是一个撕下来的纸袋。他在上面写下那些姓名，因为他清楚，姓名正是自己可能忘记的细节。

他死后，这张不起眼的纸片变得重要。勒琼探长后来拿出一张薄而皱的纸片，并指出上面写着一份姓名名单。两者之间的反差意义重大——戈尔曼神父手边没有笔记本，只能用现成的纸张，但这份临时记录保存了本可能随他一同消失的信息。这份名单并未解释女子的讲述，却给调查提供了一个可以追查的具体对象。

谋杀与调查

戈尔曼神父探访垂危女子后遭到谋杀，他的死使他记下的姓名成为谋杀调查中的证据。警方考虑过，凶手是否想要的正是那张纸，而非戈尔曼神父携带的少量零钱。这种可能性将谋杀与那次探访及其中隐瞒的信息联系起来，不过，名单的存在本身并不能确定凶手知道什么或意图为何。

调查也通过一名目击者的陈述重现了戈尔曼神父最后一次步行的经过。撒迦利亚·奥斯本称，他在一个有雾的夜晚看见一名男子跟踪神父，并给出了详细描述，包括他声称在那名男子点燃香烟时从侧面看见的特征。勒琼探长后来解释说，奥斯本的笃定引起了他的注意——雾气和距离使得一些他声称看清的细节根本无法辨认。奥斯本的陈述最终被证明是谎言，因此戈尔曼神父走过的街道既提供了一条线索，也成为检验那些以他之名提出的证据的关键。

叙事意义

戈尔曼神父在小说中出现的时间虽短，影响却至关重要。他没有解开谜团，现有证据也没有表明他已对垂危女子的讲述作出定论。相反，他兼具牧灵关怀与谨慎的态度，决定了哪些信息得以留存——他倾听、察觉其中的不确定性，并仍采取实际行动写下那些姓名。

这份名单将女子最后的警告与戈尔曼神父遇害后展开的调查联系起来。名单得以留存，使他未能完成的行程产生了超出当时场景的影响；而有关跟踪者的陈述存在争议，则说明他的死引出了必须仔细核查、不能轻信的线索。因此，他既是开启调查的谋杀案受害者，也是调查中第一条得以保存的重要线索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