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纳布尔斯
白马酒店与白马酒馆谋杀案无关的维纳布尔斯是普赖尔斯庭院的富有主人,撒迦利亚·奥斯本怀疑他曾跟踪戈尔曼神父。他在调查中占据一个经过审慎权衡的位置——他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当地人物,有一段引人遐想的过往,也可能与一桩令人不安的目击事件有关;然而,他的瘫痪立刻使这项指控变得复杂。他初次登场时,俨然是一位有教养的乡间宅邸主人;后来有人指认他,使这副体面的形象成为一个问题——目击者究竟可能看见了什么。
身份与背景
与白马酒馆谋杀案无关的维纳布尔斯年约五十,面容清瘦,像鹰一般,鼻子高挺如喙,配着敞口翼领,显出老派气质。这些细节让他容易辨认,却没有提供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他待人热情好客——罗达带同伴来赴午餐时,他欢迎客人,并祝贺她前一天的活动取得成功。
他的处境既通过昔日的行动能力,也通过如今的限制来描述。他曾患脊髓灰质炎,身体部分瘫痪,因此靠轮椅行动。在生病之前,他曾是位热衷旅行的人;罗达将无法再旅行描述为一件尤其令人难过的事,而不只是他现况的一个事实。一个与四处行动相连的人生,如今转为以轮椅为中心的生活;两者的反差在奥斯本后来将他与街头目击事件联系起来时,变得至关重要。
普赖尔斯庭院及其主人
大约在罗达讲述此事的三年前,与白马酒馆谋杀案无关的维纳布尔斯买下了普赖尔斯庭院。这座宅邸当时已彻底破败,几近倾圮,修复工程耗费了他一大笔钱。罗达说,宅邸里摆满了精美物品,而拍卖行已成为他最主要的兴趣。因此,他不仅被介绍为一位家资丰厚的人,也是一位将昔日对旅行的热情转向固定居所和收藏物品的人。
这种反差颇为鲜明,但不应误解为对其品性的证明——叙述并未将他的财富或收藏与正在调查的罪行联系起来。相反,修复后的庄园使他成为当地显眼的人物;而他对拍卖行的兴趣,则让人在旅行变得困难后,仍能明确说出他的一项消遣。普赖尔斯庭院既是他的住所,也是村民借以认识他的财力、品味与生活变化的场所。
他对苍白马旧旅店的看法
谈话中,与白马酒馆谋杀案无关的维纳布尔斯谈到苍白马旧旅店,认为它昔日的历史似乎比如今的用途更加阴森。他希望那里仍是一家旅店,并设想它过去或许曾收留过拦路强盗,或掩盖过富有旅客的失踪。他认为走私不太可能,因为旅店离海太远;而那座建筑如今成了三位女性钟爱的住处,这几乎令他感到失望。
这些话表明他对古老建筑的氛围和可能的历史感兴趣,但也使他的话题贴近故事中有关失踪与死亡的核心意象。他将旅店想象中的邪恶视为对其过往的推测,并没有声称现在的住客应为谋杀负责。这番富有浪漫色彩的历史猜想,与苍白马旧旅店如今带来的威胁之间存在落差,使谈话听来隐约不安,却没有将他的话变成指控他的证据。
目击与怀疑
奥斯本的叙述提供了有关与白马酒馆谋杀案无关的维纳布尔斯最关键的事实。在一场相距约二十英里的乡村教堂庆典上,奥斯本认出了一个人;据他说,戈尔曼神父遇害当晚,此人曾从他的店铺门前经过。奥斯本感到惊讶,因为眼前这个人如今正靠轮椅行动。他私下打听,得知这位当地居民就是与白马酒馆谋杀案无关的维纳布尔斯,住在马奇迪平的普赖尔斯庭院,据说家资颇丰。他推想,在先前那次目击之后,此人必定遭遇了意外。
这项指认凭借目击者的记忆,将与白马酒馆谋杀案无关的维纳布尔斯与戈尔曼神父遇害当晚联系起来,却没有证明他有动机或采取了相关行动。这项报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似乎认出了跟踪戈尔曼神父的人;但情况的变化也留下了出错的可能——奥斯本在得知此人身份之前看见了他,后来再遇见他时,他的身体状况已明显不同。
轮椅带来的疑点
这项指控要接受与白马酒馆谋杀案无关的维纳布尔斯瘫痪状况的检验。在讨论奥斯本的说法时,反对意见十分直接——如果与白马酒馆谋杀案无关的维纳布尔斯多年来一直瘫痪,他就不可能是那个跟踪戈尔曼神父的人。有人提出瘫痪或许是伪装的可能,随后则以医学理由反驳——他的四肢会出现萎缩。因此,证据并未把轮椅当作一种可以轻易解释掉的表面伪装;它使目击说法面临身体状况是否合理的问题。
在此处呈现的证据中,这种张力界定了与白马酒馆谋杀案无关的维纳布尔斯在故事里的作用。奥斯本点出他的名字时,他的财富、修复后的宅邸以及对苍白马旧旅店所谓过往的兴趣,都使他成为令人难忘的嫌疑对象。然而,同一段使他成为安定而有影响力的当地居民的生平,也包含了对这项指认构成挑战的残疾。他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他已被证实参与其中,不如说在于他检验调查如何权衡巧合、辨认和身体事实——目击者叙述中一个听来可信的名字,本身并不能确定究竟是谁跟踪了戈尔曼神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