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尔顿策划谋杀刘易斯并冒充其养子兑现支票

玛丽·德诺亚-贝利厄-刘易斯与托马斯·米德尔顿的交往始于一次旅行的情境，最终以一场为夺取她的头权而策划的谋杀阴谋告终。她的案件揭示了一种剥削模式，其涉及范围超出了与威廉·K·黑尔有关、广为人知的杀戮——米德尔顿利用了一位同行女子对他的信任，随后试图将她的失踪变成染指她钱财的机会。

从相伴出行到谋杀阴谋

1918年，玛丽·德诺亚-贝利厄-刘易斯年过五十，已获分配土地，是奥塞奇民族中颇为富有的一员；她离过两次婚，正在抚养一个十岁的养子女。那年夏天，她带着孩子前往得克萨斯州利伯蒂，同行的有被称为她朋友的米德尔顿，以及另一名白人男子，后者是米德尔顿的同伴。两名男子用刘易斯的钱买下一艘船屋，一行人随后留在三一河上。8月18日，刘易斯失踪了。

当局未能展开调查后，刘易斯的家人雇了一名私人侦探。侦探发现，刘易斯失踪后，米德尔顿曾冒充她的养子，并兑现了她的几张支票。这种冒名行为清楚表明了这段关系背后的犯罪目的——米德尔顿不只是恰好在刘易斯失踪时陪伴在她身边的人，而是企图趁她不在，侵吞她财产的参与者。

1919年1月，警方拘留了米德尔顿和他的同伴，私人侦探对他们进行了讯问。他敦促米德尔顿协助寻找刘易斯，并说自己无论如何都更希望找到活着的她，而不是她的尸体。米德尔顿坚持说自己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并称自己并不害怕；两人都没有透露事情经过。他们的否认与两名证人的证词相矛盾——刘易斯失踪当天，两名证人曾看见一辆汽车驶向距船屋几英里、蛇类出没的沼泽。

搜寻、认罪与判刑

1919年1月18日，调查人员开始搜查三一河附近的沼泽，他们卷起裤腿，在茂密的植被中仔细搜寻。一名记者描述说，一名执法人员在试图从河湾泥泞中拔出双脚时，带出了一大团女人的头发。随后，调查人员又从水中捞出腿骨、一具人体躯干，以及一颗似乎被沉重金属物体击打过的头骨。这一发现结束了对玛丽·德诺亚-贝利厄-刘易斯的搜寻，并使两名男子的否认演变成谋杀案调查。

米德尔顿的同伴供认，他曾用锤子击打刘易斯的头部。按照他的说法，这场阴谋由米德尔顿策划——杀人之后，一名女性同伙要冒充刘易斯，以便他们领取她的头权款项。冒名顶替是计划的一部分，并非她失踪后才出现的无关诈骗；米德尔顿此前已经冒充她的养子兑现支票。

1919年，米德尔顿被判谋杀罪成立，并被判处死刑。刘易斯的家人起初感到宽慰，以为这场磨难似乎就要结束；但当他的刑罚被减为终身监禁时，这种宽慰转为难以置信和愤怒。他只服刑六年半，得克萨斯州州长便赦免了他。刘易斯的家人认为，米德尔顿的女友贿赂了当局，但这只是他们的看法，并非已证实的事实。赦免造成了鲜明的不平衡——刘易斯因他人觊觎她的头权而遭杀害，而被认定为阴谋策划者的男子只服了终身刑期的一小部分，便重获自由。

历史范围与意义

刘易斯遇害案拓宽了奥塞奇族杀戮事件的时间范围。通常的记载将恐怖统治追溯至1921年春威廉·K·黑尔安排杀害安娜·布朗之时，并以黑尔于1926年1月被捕为止；刘易斯于1918年遇害则表明，为夺取头权而进行的杀戮至少早三年便已开始。这段时间范围还延伸至黑尔被捕之后——1931年凯瑟琳·雷德·科恩的祖父遭毒杀，表明此后暴力仍在持续。这些案件共同挑战了这样一种看法——谋杀案是由黑尔一人主导的单一阴谋所为。他或许领导了最血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系列杀戮，但许多其他杀人事件并未列入官方统计；与刘易斯案不同，其中一些从未经过调查，甚至未被归类为凶杀案。

追索往事与记录的局限

关于玛丽·德诺亚-贝利厄-刘易斯和托马斯·米德尔顿的记述，不仅保存在官方档案中，也通过家族研究得以留存。1998年1月，刘易斯的曾曾侄孙女安娜·玛丽·杰斐逊根据亲属的回忆、剪报和其他记录，编成了一份螺旋装订的手稿。杰斐逊最初约在1975年从曾祖母那里听到这个故事，随后花了二十年搜集散落各处的细节。她将一份副本留在波胡斯卡城的公共图书馆；即使可用的档案和文件越来越少，人们仍能在奥塞奇历史书籍中找到这份手稿。这种保存途径意义重大——一起因调查失败而被遮蔽的杀人案，以及一起备受争议的早期获释事件，最终得以留存下来，全赖一名后代持续努力，避免家族的记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