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 Gregory与贝尼托·墨索里尼

蓝胡子

小说通过格雷戈里公开钦佩意大利独裁者、为他绘制肖像并因此获得对方致谢,以及向年轻学徒拉博·卡拉贝基安表达的政治信念,将丹·格雷戈里与贝尼托·墨索里尼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仅关乎艺术赞助——格雷戈里对墨索里尼的崇敬影响了他对现代艺术的蔑视和对威权纪律的渴望;他最终身穿意大利军装死去,则使这种效忠带来了鲜明的最终后果。

艺术家与他的政治英雄

格雷戈里视墨索里尼为自己最重要的英雄。拉博讲述自己为当地的卢马县《信使报》绘制插图时,这层关系便已初现——报纸编辑请他画独裁者,拉博则说墨索里尼是格雷戈里的英雄中的英雄。因此,在拉博成为格雷戈里的学徒之前,墨索里尼的形象就已进入他的艺术生涯,把一项地方报纸的委托与那位强势导师联系起来,而导师的认可将影响他的职业生涯。

艺术家与独裁者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实际往来和私人交情上。格雷戈里为墨索里尼画了一幅肖像,画中他身为将军,站在日出时分的山顶上,指挥阿尔卑斯山部队;格雷戈里随后将画赠给他。格雷戈里对军装细节一丝不苟——皮革、滚边、饰带、铜饰、褶裥和各种装饰都画得准确无误。这幅画体现了格雷戈里对军装的精湛掌握;后来他在意大利描绘军事题材时,也运用了这项本领。

墨索里尼回信向格雷戈里致谢,感谢他所画的肖像。马里莉·肯普把拉博的画带到格雷戈里的画室时,格雷戈里格外高兴,因为他刚收到那封来自自己心目中世界上最杰出领袖的信。马里莉希望他的好心情能让他更愿意欣赏男孩的作品;然而,格雷戈里仔细看过那些画后,却因马里莉从他的储藏室拿走了昂贵的材料而大发雷霆。墨索里尼的致谢与格雷戈里对拉博画作的拒绝出现在同一场景中,使政治上的认可与他作为艺术导师施行权威时严格而等级森严的判断并置。

威权信念与艺术判断

格雷戈里对墨索里尼的钦佩伴随着他对现代艺术的谴责。他与拉博交谈时,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称为骗子、疯子和堕落者的作品,并将其日益受到接受视为世道疯狂的证据。随后,他提到墨索里尼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格雷戈里的论述中,独裁者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墨索里尼的认同也为格雷戈里本人的敌意背书;他认为艺术界已经腐败。

格雷戈里描述了墨索里尼假如掌控美国,会采取什么做法——烧毁现代艺术博物馆,禁止使用“民主”一词,换上一个能让国家正视自身真实面貌的词,并要求人们高效行事。对于表现不佳者,他设想的惩罚是灌蓖麻油;拉博早已把这种做法与墨索里尼对待敌人的手段联系起来。一年后,格雷戈里说,美国人是被宠坏的孩子,渴望有一位可怕却公正的父亲,准确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这种政治幻想与家庭比喻汇聚在一起,体现出他偏好强势权威,而非民主的自我决定。

这种立场也影响了格雷戈里对绘画的指导。他告诉拉博,描绘一切都要忠于实物;而他对墨索里尼的钦佩和自己的肖像画,则突出清晰可辨的权威形象、纪律严明的外表以及精准无误的军装。小说把这种写实主义信条与格雷戈里认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理应被摧毁的看法并置。因此,他拒绝现代主义并非单纯的技法分歧——这一态度与一种政治想象紧密相连;在这种想象中,秩序由上而下强加,持异议的机构则应被铲除。

学徒关系与效忠的代价

格雷戈里的政治立场影响着拉博学徒时期的氛围。在一次晚宴上,格雷戈里与客人就墨索里尼展开激烈争论;客人中有艾尔·乔尔森、威廉·克劳德·菲尔兹和布思·塔金顿,之后他们谁也没有再回到那所房子。拉博在楼上等着见格雷戈里,却被留在一间豪华的客房里约六个小时;房间仿照拿破仑皇后约瑟芬的卧室布置。漫长的等待和家中紧张的政治分歧,使这位年轻艺术家置身于一个格雷戈里的信念同时支配公开争论与私人关系的世界。

格雷戈里赞扬墨索里尼,并不意味着他与拉博的关系简单或长久。战争期间,格雷戈里和弗雷德·琼斯带着马里莉前往意大利,并获墨索里尼准许身穿没有军衔和部队标志的意大利步兵军官制服,描绘意大利陆军的作战情况。格雷戈里和琼斯于1940年12月前后在西迪巴拉尼丧生,当时距离美国参战还有将近一年。英国人于埃及杀死格雷戈里时,他身穿意大利军装。小说并未把他的死亡简单归结为政治效忠的结果,但这身军装使他与墨索里尼的关联在他死时显露无遗。

拉博后来回忆说,战后格雷戈里把他的画还给了他,此后再未联系;拉博怀疑自己对那位年长画家而言,只是战时的一项消遣。两者形成鲜明对比——格雷戈里为墨索里尼所画的肖像,使他收到独裁者亲自表达的谢意;而他曾经提携的那位年轻美国画家,却未再获得持续的认可。小说对这段关系的叙述因此把艺术声望与权力、赞助联系起来,同时也表明格雷戈里的指导最终并未给拉博多少保障。

叙事意义

墨索里尼的出现把拉博经历中几条原本各自独立的线索联系起来——他的第一幅有偿画作、学徒生涯、格雷戈里对现代艺术的看法,以及格雷戈里和琼斯在战争中的死亡。独裁者既是一幅技艺精湛的肖像画的主题,也是格雷戈里评判政治和艺术生活的尺度。这种双重角色使那幅肖像格外耐人寻味——格雷戈里的技艺服务于他所钦佩的领袖,而他对现代艺术的蔑视,则通过一种意在让相关机构噤声的政治愿景表现出来。

这段关系也使小说对权威与艺术价值的探讨更加鲜明。格雷戈里能够辨认拉博画作的优点,却因制作这些画作所用的材料而分心;他能够以非凡的精确度描绘军装,但自己的艺术判断和政治判断又都与对威权力量的钦佩密不可分。墨索里尼的来信以格雷戈里所看重的认可方式,证实了他的成功;然而,这份认可和他后来服役的经历都没能使他免于在埃及丧命。因此,这段关系并未以画家与独裁者之间相互往来的私人交情告终,而是化为一连串形象、信念与后果,由拉博在多年后的自传叙述中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