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

这里的法国大革命中图雷吕崛起与西涅家族遭处决所对应的1793年激进阶段，与其说是编年史上的一个日期，不如说是革命意义中的一道界线——它指称一种剧变，而经过净化、体面得体的政治偏好将其排除在外。与1789年相对照，它标示出这样一个时刻——革命变革与冲突以及对社会生活令人不安的改造密不可分。

革命政治内部的一道界线

这种对照被表达为一种对“有1789年而没有1793年”的渴望。这个说法并非只是区分两个日期；它揭示了这样一种愿望——保留革命的承诺，同时否认其激进后果。在对埃斯特班·埃切维里亚《屠宰场》的论述中，自由主义政治想象将暴政与下层阶级的混乱对立起来，但它对这种混乱的恐惧，也显露出对痛苦、肉身性且不受约束的生命形式更深层的厌恶。体面的绅士被塑造成典范性的受害者，而穷人则与自由主义者所拒斥的混乱联系在一起。依照这种解读，1793年指称的是一种去咖啡因的革命幻想无法容纳之物。

革命作为社会转型

关于十月革命的讨论提供了另一种相关但有所不同的激进变革论述。谢拉·菲茨帕特里克认为，俄罗斯社会的决定性转型并非发生在1917—1921年的紧急时期，也不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这些阶段，社会结构的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真正的转型是从1928年起，通过集体化与快速工业化实现的。这些政策旨在消灭作为个体所有者的农民，并以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取代旧知识分子。1924年的莫斯科与十年后的这座城市形成对照，使这一转型的规模具体可见——到1934年，社会生活的肌理已彻底改变，早先的居民或许再也认不出这座城市。

革命、逆转与历史记忆

这种比较并未把1793年说成苏联经验的直接原因或对等事物。相反，它将激进阶段置于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之中——革命的暴力转型究竟是偏离解放承诺的偶然现象，还是该承诺所开启、却尚未解决的动态过程的一部分。对斯大林主义的论述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按照谢拉·菲茨帕特里克的解释，革命进程延续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剧变，并直到1937年才告结束；当时清洗被中止，党内官僚层则稳定下来，成为一个新阶级。因此，激进时刻仍是衡量革命的争议性尺度——它既可以被视为必须剔除的过度，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转型的证据，而革命的温和化可能使这种转型未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