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
镜子之书彼得是约翰·凯勒的职业联系人,也是雇用他调查理查德·弗林失踪手稿的人。调查过程中,彼得陆续收到凯勒的报告,之后听取凯勒对约瑟夫·魏德之死相关事件的一种可能解释。彼得的职责与其说是参与调查行动,不如说是针对凯勒的结论提出问题——这些结论能否得到证实,以及能否安全地发表。
在调查中的作用
调查期间,彼得常常出城或忙于事务,因此凯勒通过电话向他通报情况。在一次进展汇报中,凯勒告诉彼得,丹娜·奥尔森没有找到手稿其他章节的任何踪迹。彼得时间有限,使两人的交流时断时续,但他仍是凯勒必须向其交代这项委托的人。
两人在东村的阿布拉塞奥餐厅见面时,凯勒告诉彼得自己已经完成工作,并递给他一份书面摘要。他还给了彼得一本劳拉·贝恩斯的书。彼得把摘要放进公文包,没有太在意,看起来心事重重。凯勒开始讲述一种关于1987年秋冬季事件的可能重构时,彼得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摆弄糖包,一边啜饮茶水。
对凯勒理论的回应
彼得没有断然否定凯勒的说法,但他强调,合理的解释与足以支持出版的证据之间存在差距。他提醒凯勒,没有确凿证据,这类项目很难出版。他的谨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凯勒的调查得出的是一种理论,而不是可能为理论提供佐证的那份失踪手稿。
彼得也难以将把手稿寄给凯勒的弗林,与他可能是杀人凶手这一可能性联系起来。他承认弗林可能犯下了谋杀,接着又问手稿会不会是一份供认。凯勒的假设是,劳拉·贝恩斯操纵弗林杀害魏德,任由他承担后果,之后又凭借这起谋杀带来的机会建立事业。按照这种说法,弗林直到收到贝恩斯的书后才明白自己受了欺骗。彼得听完了这一理论,但它的解释力并未消除证据不足的问题。
出版与法律限制
凯勒承认手稿已经失踪,而且自己不准备写书后,彼得便将谈话拉回委托工作的实际限制。凯勒觉得自己可能浪费了彼得的时间;彼得说问题不在这里。他怀疑出版商会接受其中的法律纠纷,并预料贝恩斯的律师会把出版商告得体无完肤。
因此,彼得在调查中的作用并非判定事情究竟如何发生,而是划定一种解释与可供发表的主张之间的界限。凯勒已经拼凑出一个关于1987年事件的可能叙述,但手稿不知所终,又缺乏确凿证据,彼得因此不愿将这个叙述视为已经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