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弗林

理查德·弗林曾怀抱作家志向，后来转行从事广告业；他试图解释1987年约瑟夫·魏德教授遭谋杀一案，这件事与他自身记忆和判断的失误密不可分。他完成的手稿《镜中之书》将他的叙述带到经纪人彼得·卡茨手中，但其中看似令人信服的犯罪理论最终受到质疑——弗林和魏德身边的其他人一样，似乎把自己的猜疑与欲望误当成了对事件真相的了解。

身份与背景

在给彼得·卡茨写信的二十七年前，弗林曾在新泽西普林斯顿主修英语，并希望成为作家。他在杂志上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也完成了一部长达三百页的小说，但出版商拒绝后，他便放弃了这部作品。回顾往事时，他认为那部小说平庸乏味。之后，他在新泽西州一家小型广告公司找到工作，此后一直从事广告业；起初，他说服自己相信广告或许与文学相似，而且自己终有一天会重拾写作。

他最终未能如想象中那样重返写作。弗林说，成长意味着学会把梦想锁起来，并把自己归入那些已经这么做的人之中。那部被放弃的小说以及他持续从事广告工作的经历，凸显了他早年的文学抱负与成年生活之间的距离；后来的手稿重新打开了这道鸿沟，而非简单地弥合它。

手稿与重拾写作

弗林重新开始写作，是在发现1987年事件的真相之后。他被记忆淹没，一夜之间写下五千多字，随后请了两周假继续写作。他把写作体验视为找回自我，仿佛忘却自我之后重新发现了自己。对那几个月往事的记忆，其力量超过了他当下生活中的任何事；围绕劳拉·贝恩斯与魏德发生的事件，成了他注意力聚集的中心。

弗林说，这个故事曾有部分内容见诸报端，警探和记者长期纠缠他。他将这种压力与自己离开普林斯顿、决定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联系起来；在那里，他在伊萨卡住了两年。尽管公众的关注渐渐消退，他说仍无人知晓全部真相。他声称，直到写求稿信前三个月，自己才偶然发现真相，并将手稿描述为竭力揭露那些一直不为人知之事的结果。

弗林完成作品后，以《镜中之书》之名提交给彼得·卡茨。他寄去一份样稿，并表示可以提供完整手稿；他解释说，尽管自己仍对此事感到愤怒与沮丧，却有必要分享真相。因此，他重拾写作不仅源于旧日的文学抱负，也源于这样一种信念——一段被埋藏的个人往事要求公之于众。

人际关系与谋杀案

弗林的叙述将劳拉·贝恩斯与魏德置于他对1987年往事的回忆中心。后来，劳拉告诉约翰·凯勒，弗林曾爱上她，或者对她着迷，但否认两人有过恋情；她说自己当时有男友。弗林自己的版本则描述了两人之间的性关系与相互爱慕。这一矛盾意义重大，因为它揭示出弗林对往事的叙述，受到了劳拉以不同方式回忆这段关系的影响。

魏德雇用弗林为自己的图书馆建立电子档案。劳拉曾把弗林介绍给这位教授，而魏德的公众声望与图书馆则赋予了这项安排职业和个人两方面的意义。1987年12月21日至22日夜间，魏德在家中遭谋杀后，弗林成为嫌疑人之一，尽管警方调查未能查明凶手。他与受害者的交往以及他和劳拉的关系，使他早在写下此事之前，就已成为这桩悬案未解故事的一部分。

德里克·西蒙斯后来指认弗林是凶手，并声称劳拉目击了罪行或协助作案。西蒙斯的回忆包括谋杀案当天早些时候对魏德住所的一次拜访——修好楼下的厕所并与魏德共进午餐后，他当晚又回来取工具箱，看见弗林和魏德在客厅交谈。西蒙斯说，自己没有被人发现便离开了。他由此推断，如果发生什么事，弗林可能会成为嫌疑人，因为弗林爱着劳拉，而魏德正在追求她。后来证明，这一推断是西蒙斯错误重构的一部分，并不能证明弗林杀害了魏德。

弗林的理论及其反转

据称在弗林手稿的理论中，劳拉可能对他撒了谎，操纵他杀害魏德，之后又抛弃了他，并借此成就自己的事业。弗林设想的解释是，他太晚才明白事关重大，自己为了一个谎言毁掉了人生。劳拉据说曾承诺，在两人表面分手后会回到他身边；这种可能性为该叙述提供了个人动机，但劳拉本人否认了这一叙述所依赖的所谓恋情。

最终的叙述清楚表明，弗林的手稿并不是破解谋杀案的可靠答案。西蒙斯的说法导致他被捕后，彼得·卡茨意识到，弗林真实犯罪理论的前提已经被推翻——作者的想象力夸饰了真实事件。不过，结论仍有所保留，并非完全确定。劳拉很可能偷走了魏德的手稿，并任由他死去，但她很可能不是弗林的情妇；西蒙斯以为自己看见弗林打伤魏德后从玻璃门逃走，这一判断是错的；魏德对劳拉与弗林关系的看法也错了。当事人透过各自的执念观察，仿佛那些执念是通向真相的窗户，实际上却只是映照自身成见的镜子。

疾病、死亡与叙事意义

凯勒拜访弗林的伴侣丹娜·奥尔森时，得知弗林已入住诸圣医院。他前一年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肺癌，病情已到第三期，无法手术；化疗起初有所帮助，但凯勒来访前两周感染的肺炎使病情突然恶化。医生几乎不抱希望。丹娜是在一场市场营销研讨会上认识弗林的，两人通信并一同前往大峡谷后，她为了他搬到了纽约。她在这座城市没有亲人，预计如果失去弗林，就会回阿拉巴马州。她也一直不知道弗林正在写一本关于自己过往的书。

弗林在手稿出版之前便去世了。后来，丹娜联系彼得·卡茨，履行弗林出版此书的遗愿，尽管西蒙斯被捕一事的揭露已经推翻了手稿的核心理论。这部作品得以留存，并非作为弗林希望提供的权威叙述，而是作为他试图通过写作找回人生与真相的证据。他的故事最鲜明的反讽在于——这份意在揭露他人隐秘行为的手稿，也揭示了作者自身确信程度的局限——弗林重拾了写作，却未能摆脱自己回忆往事时所经历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