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西蒙斯

德里克·西蒙斯是一名维修工，曾是精神病院患者；他支离破碎的记忆将妻子安妮遇害与后来约瑟夫·魏德被杀联系起来。约瑟夫·魏德对他的照护使他得以在精神病院外勉强生活，却也让他接近这位教授以及谋杀案前后的事件。西蒙斯最终指认理查德·弗林是杀害约瑟夫·魏德的凶手，并指称劳拉·贝恩斯可能是目击者或同谋；他的说法存在出入，而且人们也怀疑他的失忆是否属实、是否一直持续，因此他的证词未能为案件定论。

身份与背景

西蒙斯和安妮结婚五年，没有子女。他是维修工，安妮则在纳索街的一家咖啡馆当女服务员。邻居和朋友后来形容这对夫妇很幸福，并说他们从未见过两人争吵。这种公开的印象与西蒙斯后来关于嫉妒、不忠和暴力的说法并不相符，而这些说法都不能被视为已经得到独立证实的事实。

安妮去世当日上午，西蒙斯叫了救护车，说她伤势严重。急救人员发现她倒在走廊里，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身下是一滩血，颈部和胸部有多处刀伤。调查中记录的西蒙斯最初说法是——安妮凌晨1点12分回家，他指责她有外遇后两人发生争吵，她可能说过自己打算离婚。他说，大约两小时后，他拿起一把厨房刀杀了她，丢弃凶器，又叫了救护车，假装自己刚发现尸体。他因谋杀罪名被捕，但继续声称自己无罪，并拒绝认罪协商；与此同时，他的律师寻求以精神错乱为由进行抗辩。

诊断、住院与重建的生活

多次检查西蒙斯后，约瑟夫·魏德认定他患有伴随漫游状态的解离性障碍，而且年轻时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约瑟夫·魏德解释说，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可能会失去自我意识、记忆和身份，有时会在不记得先前生活的情况下以另一种身份生活。他认为，如果压力以及从睡眠到清醒的转换触发了这种状态，西蒙斯就有可能不记得安妮去世当晚自己的所作所为。约瑟夫·魏德的报告说服法院将西蒙斯送入收治斯波尔与西蒙斯的特伦顿精神病院。在院方和西蒙斯律师同意后，约瑟夫·魏德继续为他治疗，采用催眠和一种抗惊厥药物的实验性混合疗法。

一年后，约瑟夫·魏德安排西蒙斯转入西蒙斯获释且斯波尔曾申请转入的马尔伯勒精神病院，那里管理较为宽松。约瑟夫·魏德帮助他重建人格，但康复并不彻底——西蒙斯会写字，也会做电气工作，却不记得自己上过学，也不记得如何学会这门手艺。他无法回忆住院期间遭袭以前的事情。法官在1985年春天批准他出院，部分原因是案件复杂，而且他没有表现出暴力倾向。然而，西蒙斯几乎没有能力养活自己。他还是幼儿时母亲便去世了，那场悲剧之后父亲离开了镇子，两人关系也不亲近。

约瑟夫·魏德在自己家附近租了一间小型单卧室公寓给他住，并付钱请他维护房子。西蒙斯独自生活，邻居觉得他是个古怪的人。他有时会把自己关在屋里，几天甚至几周不出门；约瑟夫·魏德会给他送食物，并确保他按时服药。叙述者认为，这种安排让西蒙斯获得了有限的独立生活能力，否则他可能无法拥有这种生活。理查德·弗林在约瑟夫·魏德家认识他时，西蒙斯是那里的杂工；弗林在教授的图书室工作期间，两人也交谈过。

约瑟夫·魏德谋杀案的目击者

1987年12月22日上午6点44分，西蒙斯在客厅发现约瑟夫·魏德的尸体，并在屋内拨打911。尸检推定约瑟夫·魏德约在凌晨2点死亡，死因是失血和钝器多次击打造成的伤势，凶器可能是一根棒球棒。西蒙斯后来坚持说自己知道是谁杀了这位教授，但他说，由于自己也被指控谋杀、有精神病史、正在服药且失忆，他的陈述遭到了轻视。

在多年后给出的说法中，西蒙斯描述自己在案发当日上午去找约瑟夫·魏德修理厕所。约瑟夫·魏德正收拾行李，准备去美国中西部度假，并邀请他共进午餐，还点了中餐。教授看起来疲惫而忧心，并注意到屋后雪地里有可疑的脚印。他安慰西蒙斯说，自己不在时仍会继续照看他，并强调他必须继续服药。下午约2点，西蒙斯离开去给校园附近的一套公寓刷漆。

西蒙斯说，他后来回到屋子，看见理查德·弗林离开。他在二三十秒内绕到屋前，但弗林已经不见了。西蒙斯返回查看约瑟夫·魏德的情况时，看见他在客厅里起身去开窗；西蒙斯担心被人看见自己在那里，于是离开。随后，他注意到劳拉·贝恩斯的车停在附近，便以为她回来与约瑟夫·魏德过夜。第二天早上，他回去查看教授的情况，敲门没有回应，便用钥匙进屋，发现了尸体。

西蒙斯的结论是，弗林其实并没有真正离开，而是躲在附近，随后折返回来杀害约瑟夫·魏德。他认为贝恩斯当时在屋里，可能是同谋，也可能是目击者；但他说自己没有向警方指控她，因为担心报纸会玷污约瑟夫·魏德的名声。他确实告诉警方弗林当时在场，而且和教授发生了争吵。他还说，弗林曾向他坦言自己爱上了贝恩斯。西蒙斯并不确定贝恩斯和约瑟夫·魏德是否是情人——他没有见过两人发生性关系，不过他说贝恩斯有时会留宿。

相互矛盾的说法与可信度问题

西蒙斯的证词与归于弗兰克·斯波尔名下的说法并不一致。西蒙斯称自己晚上九点左右藏在后院，并描述约瑟夫·魏德当时和贝恩斯、弗林在一起，两名男子发生了争吵；他说贝恩斯离开了，不过她的车后来还停在附近。相比之下，斯波尔称自己当晚藏在屋后，说约瑟夫·魏德和弗林在一起，却不记得贝恩斯在场，也不记得两人发生争执。面对这些差异，西蒙斯猜测斯波尔可能忘了，也可能在撒谎，对修正自己的说法却兴趣不大。

最初的调查人员曾多次询问西蒙斯，因为他是最后一批已知见过约瑟夫·魏德活着的人之一。他承认案发当晚去过那所房子，但说自己在谋杀发生前两三个小时就离开了。他的精神疾病和失忆使他的陈述难以采用；调查人员还说，他们没有证据证明贝恩斯和约瑟夫·魏德是情人，并认为她的不在场证明很有力。因此，西蒙斯的证词遭到排斥，既因为他的说法自相矛盾，也因为他有精神病史，作为证人令人怀疑。

后来的一次对质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不确定问题——西蒙斯究竟何时恢复记忆，他是否真的失去过记忆？采访者用1979年的一个具体细节检验他的回忆——布朗克斯一座体育场里，人们为瑟曼·李·芒森起立鼓掌八分钟，随后广播员说了一句话，西蒙斯后来也重复过。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他据称失忆的时期之前，这个细节对他所述记忆的时间顺序提出了质疑。但仅凭这一点，无法证明他很早就恢复了记忆、从未失去记忆，或只是记错了。

安妮、约瑟夫·魏德与未解的结局

在最后一次陈述中，西蒙斯否认杀害安妮，尽管他说她死有余辜；他坚持自己发现她时，她正倒在一滩血中。他说自己早就知道她不忠，也在她的物品中发现了约瑟夫·魏德家的电话号码。按这个版本，他在安妮死后打电话给约瑟夫·魏德，警告警方可能会把他当替罪羊，并威胁要揭露所谓的婚外情。西蒙斯认为，约瑟夫·魏德会设法避免丑闻，也能帮忙让他以精神错乱为由获判无罪。他最终被送入收治斯波尔与西蒙斯的特伦顿精神病院，在那里，另一名患者在他转院的承诺兑现之前袭击了他。

西蒙斯说，他从袭击后陷入的昏迷中醒来时，认不出任何人，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他回忆说，检查结果认定他的失忆并非伪装。随后，约瑟夫·魏德在他眼中成了一位和善的医生，为他提供免费治疗，并承诺将他转到西蒙斯获释且斯波尔曾申请转入的马尔伯勒精神病院；西蒙斯说，这份善意令他深受感动。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后，他开始逐渐想起过去的片段，但他恢复的经历——母亲去世、住进精神病院、工作不顺、有一位不忠的妻子，以及被指控谋杀——灰暗得令他选择重新开始。这一说法使他早先讲述的自己与约瑟夫·魏德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教授不仅可能是安妮的情人，也是曾被西蒙斯威胁的人，还是后来让西蒙斯心怀感激的照护者。

采访者质疑西蒙斯对安妮的描述，指出调查报告称她为人正派、聪明，并记录了她曾在大西洋城的鲁比咖啡馆工作，而不是西蒙斯想象中的那段不光彩过往。采访者还质疑安妮和约瑟夫·魏德是否真是情人，并提出另一种可能——她或许只是向教授求助，而西蒙斯的猜疑可能是与噩梦纠缠在一起的臆想。西蒙斯没有消除这些疑问。采访者直接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杀了安妮，采访者回答说是；西蒙斯则让他离开，自己继续收拾行李。他的证词既不可或缺，又不稳定——它详尽描述了约瑟夫·魏德遇害前的最后一天，却没有解开有关记忆、罪责以及安妮遭遇的核心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