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凯勒

约翰·凯勒是一名记者，他对理查德·弗林失踪手稿的调查，使他卷入约瑟夫·魏德的旧谋杀案，也逐渐改变了手稿所能代表的意义。在第二部分中，凯勒以第一人称讲述的经历，使他既是调查者，也是信息筛选者——他整理记录和证词，却一再面对这些零散材料所能证实的事实少之又少。此案最终超越了手稿本身，促成重新调查，并带来推翻弗林理论的发现，也让凯勒明白，他手中的故事无法诚实地包装成最初受托寻找的真实犯罪叙事。

身份与背景

凯勒在一段岌岌可危的新闻职业生涯之后，开始调查此案。他先凭借一篇关于修复师的报道进入神秘学出版界，随后在《《《Ampersand》杂志》杂志》杂志工作了约两年，参加降神会、走访据称闹鬼的房屋，并报道那个圈子里的人。杂志停刊后，杂志老板帮他在《纽约邮报》找到一份工作，他在那里待了四年。后来，他加入了一家由欧洲投资者创办的出版物，但小型纸媒的衰退使他失业。博客、新闻网站和自由撰稿工作都没能带来多少收入；三十岁出头时，他已经觉得自己像旧报业的遗物。

他住在地狱厨房那套三居室公寓里，那里也是他长大的地方。他的父母已经搬到佛罗里达州，姐姐凯西大学毕业后则定居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这套公寓既是实用的避风港——他不必担心房租——也是他重新开始报道工作的据点，而这项工作最终占据了他的生活。凯勒有足够的经验，能够把零散信息串联起来；这正是布朗森与马特斯文学经纪人彼得·卡茨看中他的地方。彼得·卡茨带着弗林手稿的问题找上了他。

手稿与调查

彼得·卡茨告诉凯勒，弗林上个月去世了，他的伴侣丹娜·奥尔森找不到那本书的任何踪迹。彼得·卡茨认为，这份残稿具有商业潜力，但单独成书毫无价值；缺失的部分才是真正的关键。根据弗林的遗嘱，丹娜·奥尔森继承了他的财产和物品，只有几件东西留给了他的兄弟埃迪。彼得·卡茨想与丹娜·奥尔森达成协议，因此需要凯勒找到手稿的其余部分。尽管凯勒看不出从残缺文本找到失踪书稿的明确途径，他还是接受了挑战。

凯勒开始重新阅读残稿，以记者的眼光审视其中内容，而不是把其中的说法当作既定事实。他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分别标记理查德·弗林、约瑟夫·魏德和劳拉·贝恩斯；由于弗林赋予德里克·西蒙斯重要角色，凯勒便用蓝色钢笔标记德里克·西蒙斯。他另外列出手稿中其他人物的名字，期待人们对往事的记忆能带来线索，同时也意识到证人可能会美化自己的回忆。他最初的调查途径，是在网上寻找与谋杀案及涉案人员有关的信息。

这项工作很快把凯勒带到劳拉·韦斯特莱克面前。他明确说明了自己的委托——弗林曾写下自己在新泽西普林斯顿的那段时光，以及1987年秋冬发生的事情；出版方希望他核查手稿中的说法。劳拉·韦斯特莱克质疑出版方是否已经买下手稿，并坚称自己对约瑟夫·魏德可能进行过的任何保密研究都知之甚少。她说自己帮过约瑟夫·魏德写书，却不了解其他工作。凯勒离开时，仍不确定该相信多少。她镇定而异常准确的回答，以及她反复强调自己无法记住所有细节的说法，都让凯勒感到不安，尤其是考虑到手稿中对她与弗林过往关系的叙述，以及她与约瑟夫·魏德的关联。不过，他谨慎地把“她担心弗林可能会揭露什么”这一判断视为自己的印象，而不是由她的手势或表情所证明的事实。

凯勒也追查约瑟夫·魏德拟写图书的纸面记录。与苏珊娜·约翰逊交谈后——她透露自己曾爱慕约瑟夫·魏德，却没有告诉他——凯勒联系了奥尔曼与林普金出版社。出版社档案部门起初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但一名收购编辑后来作出了回应。凯勒得知，约瑟夫·魏德于1987年7月寄去一份提案和第一章，并表示手稿已经完成；出版社于8月寄出合同。约瑟夫·魏德原定于11月与编辑修改书稿，之后要求获得更多时间，以便在假日期间润色。出版社同意了，但始终没有收到完整手稿。编辑把那份将近五十页的打字提案寄给凯勒；凯勒将它打印出来，装订好，留待之后阅读。

不确定性、关系与代价

新记录并没有让调查变得清晰。凯勒绘制的调查示意图反而让他觉得自己陷入了迷宫——细节无法拼成连贯的图景，互相矛盾的信息累积的速度也超过了他的解读能力。故事看似围绕的中心也发生了变化。他原本在寻找弗林的书，但约瑟夫·魏德的地位与经历却日益将弗林挤到了背景中。凯勒无法调和手稿中的劳拉·贝恩斯与自己见过的劳拉·韦斯特莱克；这两个形象似乎根本无法重合。

凯勒的不确定并非仅仅源于信息不足。他意识到，对往事的叙述可能受到个人利益和错误回忆的影响，调查者也可能把令人信服的模式误当成已证实的事实。这种克制使他的工作有别于寻找单一戏剧性答案的行动。即使他怀疑有人隐瞒了部分过往，他也不会把怀疑当成证实。

然而，此案还是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代价。凯勒认同萨姆的看法——人们往往更喜欢简单、令人宽慰的故事，而不是难以面对的真相。后来，罗伊·弗里曼得知凯勒因为这个故事失去了女友。因此，凯勒对调查的投入造成了工作之外的后果，尽管他也开始怀疑，查明真相是否会带来正义，或者是否会对涉案人员有任何意义。

从寻找手稿到重启旧案

与萨拉·哈珀分别时，凯勒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也许直到这桩风波对他已无关紧要之后，他才理清了其中的纠葛。约瑟夫·魏德已经去世将近三十年，弗林也已经去世。凯勒不认为自己是那种不惜一切代价侍奉真相的狂热者；他区分真相与正义，并不假定前者必然带来后者。劳拉·贝恩斯可能靠谎言、甚至靠一桩谋杀案建立事业这一悬而未决的可能性，并不会使旧案变成一场简单明了的道德较量。

后来，调查重新牵涉到弗里曼。凯勒带着案件资料去看他，并谈到弗兰克·斯波尔承认杀害约瑟夫·魏德一事。这次接触成为谋杀案重新受到关注的部分契机。很久以后，凯勒与弗里曼交谈过后，案件的调查结果传到了彼得·卡茨那里——凯勒解释说，表面上的谜团已经不复存在。弗里曼的工作和找回的档案，改变了最初把凯勒和彼得·卡茨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材料所代表的意义。

与彼得·卡茨共进晚餐时，凯勒看到了延迟收到弗林手稿所造成的影响。彼得·卡茨说，如果丹娜·奥尔森早些把手稿寄来，他就不会投入这个故事，不会去查找弗里曼，而弗里曼或许也不会重新翻查旧档案。凯勒承认，这意味着商业上的损失——少了一本可供出售的书——但也明白那样一本书并不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调查带来的结果，比最初寻找手稿时所承诺的更有分量——它没有把弗林的叙述整洁地改编成作品，而是提供了一条纠正其叙述的途径。

结局与叙事作用

彼得·卡茨再次见到凯勒时，他晒得黝黑，留着两周没刮的胡子，已经安顿下来从事电视工作。他被拉去共同编写的一部试播集获得了不错的收视评价，他也期待着下一季。这一变化与他早先那段收入微薄的自由撰稿生活形成对照，也表明此案并未让他凝固在追寻一本难以寻获之书的记者角色中。听说彼得·卡茨喜欢新工作，他很高兴。

丹娜·奥尔森最终把弗林的手稿寄给彼得·卡茨，因为她明白出版这部作品是弗林最后的愿望。通过外层叙事传达的凯勒结论是，调查揭示的事实推翻了手稿的前提——弗林的想象美化了真实事件。彼得·卡茨打印出这份248页的文件，却一直没有阅读，而是将它放在桌上收存，作为死亡与判断的提醒。因此，凯勒的故事并未以找到失踪文本或对其作出明确的文学评价收尾，而是以这样的认知告终——故事核心的几种解读都是错的。弗林误解了贝恩斯，西蒙斯对约瑟夫·魏德遇袭后发生的事情记忆有误，而约瑟夫·魏德误判了贝恩斯与弗林之间的关系。凯勒的叙事作用在于展现，调查可以查明事实，却无法让任何人摆脱执念、获得全然清醒的视角——案中人物就像透过窗户向外看的人，看到的或许只是自己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