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南·埃查伊德遇害案

风暴献祭

乔南·埃查伊德遇害案使霍纳一直追查的调查变成了犯罪现场——他在家中被发现遭枪杀,而他收集的案件资料也被拿走了。他的死令阿迈娅·萨拉萨尔悲痛欲绝;霍纳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但她仍将这起谋杀案作为正在侦办的案件处理,尽管案件指挥权已移交给另一个小组。

谋杀案发生前的调查

遇害前,霍纳一直在调查数起可疑婴儿死亡案件与一个团体之间的关联。该团体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在巴斯坦山谷活动。阿迈娅的调查追查到奥拉比迪亚的一栋房子,埃莱娜·奥乔亚曾在那里与阿迈娅的母亲一起参加聚会。这些聚会起初涉及文化和灵性活动,后来逐渐转向巫术实践、动物献祭以及讨论活人献祭;仪式变得过于野蛮后,奥乔亚便离开了。房子的现任主人是一对富有的夫妇,他们曾是原团体的成员;两人承认认识贝拉斯特吉医生,却回避解释他们与他的关系。一名证人曾多次看见贝拉斯特吉和他的汽车出现在那处房产。

霍纳进一步深入了这项范围更广的调查。阿迈娅告诉同事,他查明房主的女儿阿伊娜拉·马丁内斯·巴永很可能从未去过英国,尽管她的父母声称她死在那里。没有死亡证明、医院记录、尸检报告或埋葬记录能够支持这一说法。这起案件并非只是围绕一段有争议的家族往事——阿迈娅将那栋房子及其团体与数起婴儿死亡案件联系起来,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妹妹;她还指出,失去孩子的父母所表现出的行为曾引起社会服务部门的担忧。霍纳遇害时仍在追查这些关联。

发现尸体与谋杀现场

费尔明·蒙特斯打电话把消息告诉阿迈娅——萨瓦尔萨去了霍纳家,发现门虚掩着,随后发现霍纳遭到了枪击。阿迈娅立刻追问萨瓦尔萨看到了什么。他按了门铃,无人应答,接着敲门;那扇看起来关着的门,经他敲打后便被推开了。从入口处,他看见霍纳躺在地板上。阿迈娅立即出发,蒙特斯陪在她身边,伊里亚特则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

到达公寓后,萨瓦尔萨试图拦住阿迈娅,不让她进去,苦苦请求她别进门。已经上到四楼的蒙特斯也默默支持他的做法。阿迈娅只停下挣扎了片刻,便拔出手枪抵住萨瓦尔萨的侧腰。他退开后,她走了进去。圣马丁法医正跪在霍纳身边,霍纳的尸体面朝上,躺在一大片血泊中。他身中两枪——一枪打在胸部,靠近颈根;另一枪打在额头。胸部的伤口出血不多,大部分血是从他背部的出口伤流出的。第二枪使他头顶的头发沾满鲜血并结成一绺绺。

眼前的景象冲破了阿迈娅竭力维持的镇定。她进门时手里还握着枪,几乎没有意识到这让警员们多么惊慌。她深吸一口气后,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反应——悲痛将她淹没,她跪倒在霍纳面前。在她看来,霍纳不只是同事,更是她最好的朋友,也是她认识过的最出色的人。蒙特斯跪到她身旁,小心地从她手中取走了武器。

针对性搜查与案件移交

最初的震惊过去后,阿迈娅要求众人说明发生了什么。她进入公寓至少已有十五分钟,却仍没人向她汇报情况。她承认警员们也深受打击,但拒绝让悲痛把他们赶回家——霍纳是一位极其专业、明智而忠诚的同事,他的离世是一场灾难;她坚持说,当下最要紧的是找到凶手。萨瓦尔萨解释说,那扇门看起来关着,其实只是虚掩在门框里,他敲门时门便开了。从入口处,他看见尸体在客厅里。

公寓里没有普通入室盗窃的迹象。阿迈娅否定了这种解释,并询问霍纳的手机在哪里;手机也不见了。她打过去时,电话直接转入语音信箱;再次拨打时,手机没有响铃信号,这表明手机已关机或不在服务范围内。入侵者在屋内进行的是有条理的搜查,而不是胡乱翻找。笔记本电脑、摄像机、外置硬盘和霍纳收集的U盘都不见了。他一直用这些U盘保存案件信息和照片,因此,工作资料被盗成了犯罪现场的关键部分——有人挑走了存有他调查资料的设备,而非随手拿走眼前的贵重物品。

阿迈娅明白,案件很快可能会从她的小组手中被移走。在此之前,她命令警员把所有东西都拍下来,即使只能用手机,也要留下现场记录。架子上的一张照片里,她和霍纳穿着正式警服;旁边还有他与父母的合照,以及一张他和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在船上的照片。这些照片凸显出职业上的亲密与私人生活了解之间的落差——霍纳是她最好的朋友,但她意识到自己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法官值班人员和书记员抵达时,盖在霍纳尸体上的银色急救毯映着光。

不久后,案件便被移交了。警察总监通知阿迈娅,潘普洛纳凶杀组第二组将负责此案。她表明自己是凶杀组负责人,但警察总监拒绝让她继续指挥,说他不能这样做,而且若她处在他的位置,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阿迈娅声称自己的手机没电了。就在犯罪现场已清楚表明凶手可能意在压下霍纳收集的证据之时,她对案件的指挥权被撤走了。

霍纳留下的证据

这起谋杀案的调查意义并不止于霍纳的设备被拿走——他的工作已开始将奥拉比迪亚的旧团体与更广泛的婴儿死亡模式联系起来,也牵涉到活动于家庭、医疗和仪式场域的人。阿迈娅报告说,一名可靠的线人曾描述莱萨卡一栋房子里也举行过类似仪式,并指出似乎有同一名领袖在两个团体之间来往。这个疑似网络涉及一些起初看起来是因丧子之痛而聚在一起的人;然而,调查揭露了他们与贝拉斯特吉医生、护士档案疑点中的伊达尔戈、约兰达·贝鲁埃塔的前夫以及瓦伦廷·埃斯帕萨之间的关联。这些联系本身并不能证明每个人都有相同目的,却使霍纳收集的案件资料格外重要。

他的调查还触及贝拉斯特吉医生的私人档案。据称,诊所里保存着一份极其详尽的加密档案,记录了他在诊所或私人执业期间处理的每一个病例,包括埃斯帕萨一案。贝拉斯特吉因参与罗萨里奥逃离诊所一事以及与塔尔塔洛有关的罪行被捕后,梵蒂冈高层官员开始关注这些档案。他们的介入使阿迈娅无法立即接触这些资料,而谋杀案又导致霍纳自己保存的案件信息失踪。这两种资料失去掌控的情况并不相同——医生的档案已被梵蒂冈接管,而霍纳遇害后,他公寓里的笔记本电脑、硬盘和其他存储媒介则不翼而飞。

幸存下来的线索表明,霍纳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阿迈娅在案发现场谈到的婴儿死亡案件。后来与萨拉索拉神父交谈时,她提到霍纳对维克托·奥亚萨瓦尔的调查——此人被称为巴萨豪恩——并询问贝拉斯特吉的档案是否记录了他曾为此人治疗。萨拉索拉的回答证实他知道一些相关情况,而阿迈娅也意识到他原本不打算告诉她。这段情节扩大了霍纳调查的范围,但仅凭这一点,无法确定他遭到杀害的原因,也无法确定是谁挑走了他家中的资料。

因此,这起案件的关键在于犯罪现场揭示与隐瞒之事之间的鲜明反差。霍纳的尸体、两处枪伤以及调查资料存储设备遭到蓄意取走,表明这是一桩伴随针对性搜查的谋杀案;设备失踪暗示他的工作资料具有价值,却不能据此确定入侵者身份或证明作案动机。对阿迈娅来说,这场死亡既是毁灭性的私人损失,也带来了紧迫的职业责任。她坚持让同事在另一个小组接手之前记录公寓现场,尽力保留她能记录的一切,尽管霍纳收集的证据已经不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