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涅斯先生承认自己曾有一个没有名字、未受洗的女儿，出生仅数小时便夭折；这一承认使一桩私人的家庭丧亲之痛成为秘密团体实行献祭的证据。阿迈娅·萨拉萨尔质问他，妻子后来之所以排斥他们的儿子，是否因为那个孩子取代了她失去的女儿；亚涅斯先生最终坦白，随后阿迈娅提出指控，将孩子的死亡与团体认为献祭必须延续下去的信念联系起来。

对质与否认

阿迈娅在家中探访亚涅斯先生时提起此事。她回忆说，另一名警员此前已经和他谈过，接着质疑他对妻子状况的说法——在阿迈娅看来，那个女人在儿子出生前就已身体不适，而婴儿的降生令她遭受沉重打击，因为她无法爱上一个取代自己失去的女儿的孩子。亚涅斯先生起初没有回答，而是拿起电视遥控器关掉屏幕；这个小动作表明了阿迈娅摆在他面前的事情有多么严重。

他起初否认自己曾有过女儿。阿迈娅反驳说，先前那名警员怀疑事实并非如此，才会前来就此询问他。沉默片刻后，亚涅斯先生说出了孩子的身世——她没有名字，未受过洗礼，出生几小时后便因婴儿猝死而夭折。这番承认证实了女儿的存在和她短暂的一生，却没有详细说明她究竟遭遇了什么。阿迈娅随即指控亚涅斯先生杀害了自己的孩子，明确说出了她根据这番披露和周边调查得出的结论。

团体的献祭规矩

结合团体的仪式教义，这一揭露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一名曾经参与其中的人在另一段关于团体做法的叙述中解释说，预定的祭品必须是未满两岁、尚未受洗的女孩。团体将受洗视为献给另一位神并皈依其信仰，因此认为这与团体自身预定的献祭相冲突。团体对年龄限制的解释是，幼童的灵魂仍处于过渡之中——未满两岁的孩子被认为特别适合作为连接不同世界的媒介；而语言的出现则标志着他们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发生变化。

同一段叙述称，献给英古玛的祭仪包括使孩子窒息，随后再将孩子的遗体作为祭品献上。团体规定，受害者须来自相同性别和年龄组，并在相同情形下被杀害，直至一个循环完成。这些规矩构成了阿迈娅解读亚涅斯先生供述的模式。他的女儿在年龄和未受洗这两点上符合团体所述的条件；但对质中呈现的证据，并未独立证实她死亡的每个细节，也未说明她的遗体如何处置。

悲痛、罪责与认命

亚涅斯先生坦白之后，苦涩地讲述了自己所剩无几的人生。他的儿子死了，妻子也死了；他形容自己独自困守在家中，日渐衰败。他说，妻子死后，金钱、房子和家族生意对他都不再重要。他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早已放弃昔日珍视生活的人，也认为自己可能受到的惩罚无关紧要。

他的认命并不等于否认团体仍有能力影响他。亚涅斯先生提到，团体成员可能会寄核桃给他；调查中其他地方曾将核桃与团体的威胁联系起来。他说自己会把核桃吞下，让邪恶进入身体。这一意象将他的宿命感与团体仍在施展的力量连在一起——即使他声称自己已经放弃一切，言谈间仍仿佛团体的威胁能够触及他。他的讲述也进一步凸显了仪式的形式逻辑与其给人带来的代价之间的区别。团体或许将孩子描述为一个循环中的祭品；留下来的家人却承受着丧亲之痛、关系疏离与罪责，而那些解释无法消除这一切。

儿子作为继承者，以及坦白的意义

阿迈娅不让亚涅斯先生以认命了结此事。她想起一名藏身于主业会住所的证人，援引团体的规矩——无人可以离开，团体终会索取欠债。她告诉亚涅斯先生，他或许已经背弃团体，但他的儿子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样的献祭不可能就此白白浪费。她的话将女儿的死亡与一项持续存在的义务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其视为孤立的悲剧。亚涅斯先生重新打开电视；阿迈娅走到走廊中段时，他在她身后喊了一声，但现有的场景并未交代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因此，这番坦白改变了人们对这个家庭过往的理解，却没有消除悲痛。女儿那段未被记录、未经洗礼的一生，有助于解释阿迈娅为何认为亚涅斯先生一家与团体的献祭体系纠缠在一起；而他后来提到儿子，则暗示后果延续到了下一代。这一幕还将两种解释方式并置——团体的规矩让死亡看起来井然有序、能够重复；亚涅斯先生的丧亲之痛和妻子的苦难，则揭示了这些规矩留下的毁灭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