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美国捕鲸业繁荣期

19世纪40年代美国捕鲸业的繁荣，将阿库什内特号出发地与梅尔维尔经历中的新贝德福德从一处避风港转变为辐射广泛的工业经济中心。在这一十年的鼎盛时期，三百艘捕鲸船——超过美国船队的一半——从该港出航，其中有些返航时带回两三千桶鲸油，利润价值达数十万美元。这场繁荣使捕鲸成为海上边疆，也是巨额财富的来源；但其兴盛依赖于危险的航行、受到严密控制的劳工，以及大规模开采鲸类资源。

港口及其扩张

该港的崛起得益于地理条件与商业联系。避风港以及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的贸易联系支撑了商业活动，而与楠塔基特岛贵格会教徒的密切联系则带来了成熟的捕鲸专长。来自该岛的贵格会商人约瑟夫·罗奇在独立战争后的岁月里开发了这座港口。到赫尔曼·梅尔维尔于1840年抵达时，这座城市已变得更加富裕，并通过一座桥与河对岸的费尔黑文相连。

捕鲸业的规模在繁忙的海滨作业区清晰可见。1840年12月，梅尔维尔看到船只停靠在码头，装载远航所需的补给；空置的货舱原本就要在返航时装满捕猎所得。散落的桶板可由制桶匠在海上组装，以增加储存空间；从热带海域返航的船只则卸下货物，晾干船帆。码头上堆满了桶，四周回荡着木工和制桶的声响。每一次航行结束都为下一次航行铺路——卸货和加工并未终止劳作，而是重新开启装备船只、出海和开采的循环。

捕鲸也为年轻男子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机会。受冒险与晋升前景吸引的新英格兰男孩选择海洋荒野，而其他人则向西去寻找黄金或野牛。然而，捕鲸船员的外表也可能显露这份工作的体力要求——查尔斯·诺德霍夫描写过一名身形纤瘦、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水手，他圆拱的肩膀仿佛是反复划船塑造而成。追捕带来的浪漫憧憬与工作造成的身体磨损，同属这一行业。

劳动与商品链

这一行业的利润建立在一支行动与收入都受到限制的劳动力队伍之上。梅尔维尔乘坐阿库什内特号出航时，最初的二十六名船员中，只有十一人随船返航；其余的人不是逃船就是被解雇。契约要求水手留船，直到货舱装满鲸油，并规定了行为准则。从船上昂贵货品中购买的衣物费用可以从水手的利润份额中扣除，使一些人最后所得寥寥无几，甚至一无所获。甚至在船只启航之前，就有两名船员逃船。因此，船主在捕鲸业繁荣期获得的丰厚回报，与可能使工人在一次航行后仍背负债务的工作条件并存。

鲸类产品通过一系列专门加工与消费环节流通。1748年，雅各布·罗德里克斯·里维拉在楠塔基特岛创制了用鲸蜡制造精细蜡烛的方法。抹香鲸头部的鲸蜡从船上运至木制作坊，在大锅中加热，再装入桶中冷却，存放过冬。工人把凝固的材料装进羊毛袋中压榨；最初榨出的纯净液体称为冬季压榨鲸蜡。剩余物被制成黑色块状物，储存至春天后再次压榨，所得油称为春季压榨油。第三次压榨留下棕色残余物，将其与木屑和钾碱一起加热，便可提炼成白蜡。每个环节都把鲸体材料转化为可出售的产品，而制成的蜡烛则助人积累财富。

这项贸易将海洋与陆上建成环境联系起来。阿库什内特号出发地与梅尔维尔经历中的新贝德福德郡街上的宏伟宅邸，包括1834年为威廉·罗奇二世建造的宅邸，都远离创造其财富的码头。这些建筑的石作、花园和装饰，代表着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获取的利润。豪华住宅与工业化海滨作业区之间的对照，使经济交换一目了然——陆上的私人财富，是通过在海上捕获并加工鲸类换来的。

竞争与衰退

这场繁荣并未让所有捕鲸港口同等受益。19世纪40年代，随着远距离抹香鲸捕猎所需的大型船只难以穿越楠塔基特岛港口不断淤积的沙洲，楠塔基特岛与捕鲸业开始落后。阿库什内特号出发地与梅尔维尔经历中的新贝德福德出入更便利，因而吸引了商家与移民。当地较年轻的捕鲸者前往太平洋作业，获利更多；楠塔基特岛的水手则继续在日益枯竭的猎场捕鲸。

几次冲击加深了该岛的衰退。1846年的一场大火摧毁了楠塔基特岛三分之一的商家，其中包括存放鲸油的仓库。随后，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吸引年轻人离去——1849年，“奥罗拉号”成为第一艘驶往旧金山的楠塔基特岛船只，一些捕鲸船员在那里逃船，前往金矿区。与此同时，煤油与煤气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用于照明。起初，它们的使用助长了人们对更明亮照明的需求，甚至可能增加鲸油需求；但石油的发现改变了局面。1859年，埃德温·L·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蒂特斯维尔钻探石油；新的供应预示着抹香鲸捕猎业走向衰退，也标志着另一种开采产业的兴起。

战争对这项贸易造成进一步打击。四百名楠塔基特岛男子与男孩离乡为联邦作战，而邦联的袭击则俘获或焚毁了捕鲸船。联邦军还用废石填装四十艘船，并将它们凿沉，以堵塞南方港口。这个行业又延续了几年，但最后一艘捕鲸船于1869年离开楠塔基特岛。商业力量转向新贝德福德、继而彻底离开捕鲸业，显示出这场繁荣不仅依赖需求与技术，也取决于港口通达性、能源来源的变化与政治动荡。

从扩张到监管

技术变革使捕猎延伸至早期捕鲸者较容易捕获的鲸种之外。1868年平安夜，挪威捕鲸人斯文·福因记录下自己申请手榴弹鱼叉专利后的感言。这种武器使挪威船队得以捕猎大型具褶鲸类，包括此前难以捕获的蓝鲸与长须鲸。随着抹香鲸和露脊鲸资源日益枯竭，捕猎已无利可图，而石油与煤气又压低了鲸油价格，猎捕对象便转向其他鲸种。因此，尽管原有目标逐渐衰退，开采逻辑仍延续下来；新机械使捕鲸者能够将猎捕转向过去难以触及的鲸类。

监管措施的出台并不均衡，往往是在商业利益已经造成严重资源枯竭之后。1935年，英国与挪威批准了一项国际协定；1936年5月在奥斯陆召开的会议试图扩大协定的适用条款，规定捕鲸季为12月至次年3月，并限制工厂船捕鲸。1937年在伦敦召开的扩大会议促成一项公约，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限制远洋捕鲸，并保护某些鲸种与鲸群。这些措施标志着观念发生转变——鲸不再主要被视为商业价值的来源，人们开始承认有必要限制捕获量；不过，早先开发利用鲸类的历史仍持续影响着监管能够取得的成效。

处理搁浅鲸类的方式，也展现了法律与公众观念的长期变化。根据一项可追溯至1324年的王室特权，在英格兰海岸发现的鲸类归君主所有；现代做法则由沉船接收官负责处理其处置事宜。曾经涉及贵重财产的权利，如今已成为公共开支；移走一头小鲸要花费数千英镑，大型鲸类的费用还要高得多。这一变化与19世纪40年代形成鲜明对照——当时鲸类产品支撑着巨额财富与工业活动。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设立了全球暂停令；为留出时间让捕鲸国家遵守规定，该禁令延至1987年生效。因此，这场繁荣留下的遗产不仅包括它创造的财富与港口，也包括资源枯竭的种群、引发争议的保护措施，以及在这个行业衰退之后仍延续下去的环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