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在书中，冷战既标志着捕杀鲸类活动再度升级，也标志着鲸的象征意义发生变化。工业船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鲸目动物转化为食品、油和制成品之际，赫尔曼·梅尔维尔小说的读者则把莫比·迪克与亚哈视为核威胁和政治力量的象征。这一时期的核心对照，在于遏制捕猎之难，与鲸轻易成为人类自我毁灭能力的象征之间的反差。

战后捕鲸与冷战竞争

战后捕鲸业的复兴被视为国家复苏的来源。1948年，工厂船巴莱娜号满载三千头鲸返回南安普敦，其中包括一头身长九十四英尺、重一百八十吨的鲸。船上货物包括四千五百吨鲸肉、十六万三千桶可食用油（用于制造人造黄油）、一万桶抹香鲸油，以及肉类提取物和饲料。船上的实验室、医院和铁匠铺使其成为一座漂浮的工业综合体——捕获的鲸可以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加工成各种补给品和商品。

随着冷战加剧东西方之间的对立，这股经济势头仍在延续。国际捕鲸委员会于1946年首次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会议，总部设在英格兰剑桥，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限制捕猎的措施。然而，商业压力和被称为不可持续的配额屡屡压过这些努力。监管与实际做法之间的差距，在苏联未申报的捕获量上尤为显著——1951年至1970年间，苏联船队捕获了三千多头南露脊鲸，却只向委员会申报了四头。

不断变化的数字显示了扩张的规模。1910年，捕鲸者捕获了1,303头长须鲸和43头抹香鲸；到1958年，记录在案的数量已升至32,587头长须鲸和21,846头抹香鲸。座头鲸也遭到大量捕猎。苏联官方仅报告捕杀了略多于两千头，但书中讨论的数字表明，实际数量超过48,000头。幼鲸、母鲸、鲸犊和受保护物种都遭到捕杀，捕获记录也遭到伪造。监管虽已存在，官方记录却仍可掩盖捕杀的规模。

鲸作为工业原料

冷战时期的捕猎既受需求变化影响，也受到政治竞争驱动。须鲸数量迅速减少后，船队再次转向捕猎抹香鲸，其种群数量此前已经开始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每年平均有25,000头抹香鲸遭到捕杀。它们的身体进入了远离海洋的工业生产链——鲸肉被用作动物饲料，头部的肌腱被用来制胶，鲸皮则被用作鞋底。1956年，一家俄罗斯工厂就加工了980吨鲸皮。

书中将这种常规加工与鲸类社会的复杂性并置。捕猎不仅可能夺走族群中的雌性首领及其传承的知识，也可能夺走与雌鲸繁殖的大型雄鲸。因此，开采压力威胁的不只是个体动物，也包括种群社会延续的能力。对短期产品的追逐造成的损害，可能累积并延续到任何一次捕获或配额周期之外——鲸的躯体被分割成有用的材料，而对其生存群体造成的后果则更难衡量，也更容易被忽视。

对《白鲸》的核战争解读

冷战也重塑了鲸在文化中的后世形象。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艺术家吉尔伯特·威尔逊深受梅尔维尔小说和现代科学影响，他认为莫比·迪克揭示了仇恨与支配造成的致命错误。他向肖斯塔科维奇提议，可以根据这部小说创作歌剧，以帮助缓和美苏之间的分歧、恢复世界和平。在威尔逊的想象中，白鲸成为原子冲突的警示；亚哈驶入日本海的追逐，则与美国在同一地区进行的核试验和核爆炸并置。

霍华德·P·文森特同样将莫比·迪克视为一个能够跨越时空出现的形象。在他1949年的评论著作中，他把小说中鲸的出现与近期核事件联系起来，包括广岛、长崎和比基尼环礁。鲸从海洋生物转变为核意象，并未抹去捕鲸的物质历史。相反，这一形象将两种人类暴力联系在一起——有组织地追捕动物，以及以政治力量威胁整个人群的能力。

亚哈、权力与政治想象

更早和更晚的解读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政治意涵。早在冷战前一代，D. H.劳伦斯就已将裴廓德号视为白人美国灵魂之船，并把梅尔维尔的作品看作对其时代厄运的警告。1952年，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遭拘留在埃利斯岛期间，撰写了一篇评论，将亚哈与现代独裁者相提并论。他着重指出，船长掌控着一艘技术高度发达的船只，并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裴廓德号的力量使亚哈更加危险，而非削弱了他的危险性。

在这些解读之后，小说意象仍被政治运动和讽刺作品借用。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派采用了《白鲸》中的名字，其中巴德尔取名亚哈；当代政治讽刺也继续把世界领导人比作梅尔维尔笔下的恶魔般船长。在这些不同的诠释中，亚哈的追逐并未对怪物与追逐者作出简单区分。冷战使这种模糊性变得格外紧迫——技术力量可以被描绘为保护、进步或国家实力，却也可能使运用它的人变成他声称要对抗的那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