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捕鲸业，却没有使其终结。战前，工业船队大规模捕杀鲸类；战争期间，军事需求中断了其中许多活动，而一些捕鲸人也投身战事。敌对行动结束后，饥荒与对鲸类产品的需求迅速推动捕鲸重启，因此，从战时中断到战后开采的转变，成为这一时期历史的核心部分。

一个早已受战争影响的产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型捕鲸工厂船每艘可搭载多达二百四十名船员，每年捕获五十万吨鲸类。这一产业的规模与组织方式属于一段更广泛的历史——鲸类早已与军事生产纠缠在一起。在两次全球冲突期间，估计有五万头鲸被捕杀，而鲸油则为炸药和其他战时需求提供原料。到一九一八年，南大西洋座头鲸种群已遭捕杀殆尽，报告也曾警告，其他种群正面临同样令人震惊的锐减。

工业捕鲸也使鲸类成为人类暴力的象征。玛丽·希顿·沃斯警告说，这些动物的体型正在缩小，若没有国际行动，它们可能会变成过去时代的奇异巨兽。一九三九年三月，W. H.奥登关于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诗，以一句简短的话为这一时期勾勒出道德框架：“邪恶并不惊天动地，而且始终出自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进一步强化人类冲突与动物生命遭毁灭之间的联系。

战时中断与持续捕杀

随着德国潜艇将行动范围扩展至赤道以南、太平洋沦为战场，商业捕鲸几乎停止。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岸上站点仍在运作，但大多数捕鲸船都改作军事用途。那些免于被毁的大型捕鲸工厂船，也被用于更紧迫的任务。这一停顿是战争需求所致，并非出于保护鲸类种群的决定。当时的观察者只能希望这段被迫的休渔期有助于种群恢复，同时也认识到，数种鲸类已近乎灭绝，这本身已是反对乐观的警示。

捕鲸并未完全停止。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一支挪威船队在秘鲁沿岸作业，捕获了八千五百头抹香鲸。捕鲸船员也参与了更广泛的战时动员，正如作者的母亲在南安普敦一家工厂制造机枪零件。书中还描述了一部动画宣传片——一头由欧洲地图构成的鲸威胁着英国；当真实的鲸类仍遭捕猎时，这部动画却将鲸塑造成入侵的意象。战争改变了船只的用途，也改变了鲸在人们心目中的意义，却未能将这种动物从工业与军事思维中抹去。

战后饥荒与捕鲸重启

敌对行动的结束，并未给鲸类带来相应的和平。由于食物实行配给，鲸油和鲸肉价值不菲，捕鲸国一致同意延长战后首个捕鲸季。一九四五年，新建成的英国蒸汽船“南方冒险者”号从泰恩河驶向南乔治亚岛，船上有四百名船员。这次仓促启航，反映出为饥饿人口供应食物的迫切性。鲸肉经脱水处理后被宣传为蛋白质来源；报纸刊登食谱，餐馆则供应鲸肉汉堡等菜肴。鲸肉价格适中，可以烧烤、炖煮或剁碎，作为人们熟悉的肉类的替代品。

英国还将战时技术用于重启后的捕鲸活动。一九四六年六月，船只配备了用于定位鲸类的潜艇声呐探测器，以及意在将鲸类留在捕猎范围内的超声波网。这种方法不如它所模仿的动物，但捕鲸业本身却日益兴盛。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捕鲸船“巴莱娜”号载着七十名英国船员和五百名挪威水手，凯旋返回南安普敦。该船在这一捕鲸季捕获了三千头鲸，其中包括一头长九十四英尺、重一百八十吨的鲸。

“巴莱娜”号是一座漂浮的工业综合体，设有实验室、铁匠铺和医院。船上载有四千五百吨鲸肉、十六万三千桶供制作人造黄油的食用油、一万桶鲸蜡、一百七十吨肉膏，以及另供牲畜饲料使用的三千吨鲸肉。在战后英国物资匮乏的环境中，这些供应被视为对国家复苏的贡献。这艘体现技术力量与经济希望的船只，同时也载着捕杀活动重新加剧的的证据。

后果与意义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捕鲸船队作业的中断，却没有持久扭转产业与鲸类之间的关系。暂时改作军事用途的船只重返捕猎，而战后需求又使捕鲸活动有所加强；探测技术与大规模加工也帮助商业捕鲸得以延续。两者形成鲜明对照——战时休渔期带来了喘息的可能，但战后当务之急是养活民众、补充物资，而非让已遭削减的种群恢复。

这一时期的历史也打破了战时破坏与和平时期商业活动截然分明的简单划分。鲸类产品在这两种情境下都服务于人类经济——它们可以用于军事材料、配给食品和工业生产。“巴莱娜”号载着数千头鲸返回南安普敦港，使这种延续关系清晰可见。战争中断了捕鲸业的运转；复苏则让它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