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盖茨之死，是乔治·斯塔克在致电萨德·博蒙特时报告的最后一起谋杀；这通电话将杀戮说成既是报复，也是令人不安的最终通报。达拉是达尔文出版社的雇员，曾帮助弗雷德里克·克劳森揭露萨德的笔名；斯塔克指出，她正是因此成为目标。警方随后证实她已死亡，但淡化了事态经过，萨德拒绝接受警方的说法。这一事件为斯塔克所描述的一周杀戮画上句号，同时表明伤害波及的不只是那些最显眼的对手。

背景与她同揭露事件的关联

达拉在达尔文出版社会计部工作。斯塔克称，是她最先把萨德的秘密身份告诉克劳森，从而促成克劳森发现真相。之后，克劳森利用这一信息，参与围绕揭露萨德笔名而起的冲突。现有信息证实达拉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告密者，但没有说明她对后来的谋杀知情多少，也没有说明她是否预料到自己会成为目标。

她与案件的关联虽然间接，却影响重大——她并非其中的核心公众人物，但斯塔克的说法表明，她曾协助克劳森，这就足以成为报复她的理由。因此，达拉之死使冲突进一步蔓延，从与萨德或斯塔克正面交锋的人，扩展到曾通过早先的揭露促成事件发生的人。

斯塔克的通报

斯塔克打电话到萨德家中时声称，杀戮已经结束，并指出达拉是最后一名受害者。他称她是达尔文出版社会计部主管手下的年轻女子，并说最初帮助克劳森揭开秘密的人就是她。他的通报并非警告可能发生的袭击——他仿佛在说谋杀已经发生，警方会在她位于市中心第二大道的住所找到她。

斯塔克漫不经心的说法，把这通电话变成了一场展示掌控力的表演。他谈起自己一周来的行事，拿自己忙碌的程度开玩笑，还说打算离开这座城市去钓鱼。这通报让萨德得知了消息，同时也迫使他按照斯塔克的方式接收消息——把它当成罪犯报告已完成事项时列出的又一条。由此，达拉之死既是对一名与揭露事件有关者的报复，也是斯塔克掌控自己所报告的一连串事件的证明。

警方说法与萨德的异议

艾伦·潘伯恩后来说明调查情况时表示，州警察不认为萨德或莉兹直接对近期杀戮负责，但不排除他们当中有人有同谋。潘伯恩证实达拉已经死亡，并说她遭受了严重伤害，但头部先中枪，因此没有承受痛苦。这是潘伯恩在谈话中所述的官方说法，并非对事件经过的最终定论。

萨德立即斥责这一说法不实。他认为，斯塔克既然对克劳森下了手，就不会放过达拉；他并指出，最初把秘密透露给克劳森、让克劳森得以发现真相的人就是达拉。萨德还推断，考虑到克劳森的经济状况，他给达拉的钱不可能很多。他的回应将达拉之死与她在揭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并质疑警方所称她没有经历长时间痛苦便遭杀害的说法。潘伯恩还没来得及讲述更完整的情况，莉兹便打断了他，因此这一场景没有解决这项争议，也没有提供经过独立核实的遇害经过。

后果与叙事意义

达拉之死证实，斯塔克的报复并不局限于直接卷入萨德事件的人。曾帮助克劳森得知笔名真相的人，也成了不断扩大的暴力链条中的目标。她与事件的关联还为这起谋杀提供了明确动机——斯塔克将其说成是对那次泄密的惩罚，而那次泄密使克劳森得以发挥作用。

叙事刻意将斯塔克的夸口、潘伯恩谨慎的通报以及萨德的拒绝相信并置。读者先听到凶手声称最后一名受害者已经被发现，接着听到一份似乎淡化事态经过的警方摘要，最后听到萨德依据斯塔克一贯的行事方式及达拉与克劳森的关联，对这份摘要提出质疑。这些说法之间的差异十分重要——达拉遇害已获证实，但在这一场景中，具体经过仍有争议。这种不确定性并未削弱其叙事后果；它标示出秘密曝光的代价，并展现斯塔克如何将知情本身变成报复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