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延迟时期

《使徒行传》

末日的延迟,是末后的日子开始与上帝领域仍将在未来到来之间的时期。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这段时期并非神学上的窘境,也不是消极不作为的借口——它是教会在圣灵赋能下体现即将来临的时代,并在冲突、疑虑,以及仍受不公和帝国权势塑造的世界中坚持作见证的处境。

从旧世代到上帝领域

路加的叙述以末世对照为起点——一边是败坏的旧创造,另一边是上帝所应许的复兴。旧世代的特征是偶像崇拜、不公、剥削、暴力、与自然为敌以及死亡;连帝国也要求人以某种终极忠诚归顺,而这种忠诚只属于上帝。与之相对,即将来临的上帝领域意味着上帝的统治在一切境况中实现——敬拜永生的上帝、爱、公义、互相扶助、社会平等、丰盛、健康、和平、人类与自然关系更新,以及永恒的生命。它决定性的到来,与上帝在末日终结旧秩序、使万物复兴相连。

路加保留了这一期待,却将共同体置于一种改变了的时间观之中。耶稣的事工、圣灵的倾降以及教会的兴起,都表明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始。上帝领域的特质不只是遥远未来的应许——先是在耶稣的事工中,继而借着圣灵赋能的教会,这些特质已在当下发挥作用。共同体必须活出未来的标记,同时邀请他人为其最终到来作准备。因此,延迟将真正的开端与尚未完成的实现连在一起。

这种时间上的张力也塑造了路加对罗马帝国政权的描写。罗马代表着一种偶像崇拜的帝国秩序;按照路加的神学视野,这秩序将在末日被毁。因此,《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并非只是一种辩护,旨在使罗马当局相信教会不会挑战他们。然而,路加也把个别罗马官员以及罗马权力的某些部分描写为服务于上帝领域的旨意,让保罗受到保护,直至福音传到罗马。现今的时代既不完全在上帝的作为之外,也尚未彻底改变——即使在注定受审判的秩序之中,事件和制度也可能被导向不同的终局。

在等待中受考验的会众

末日的延迟对路加的会众产生实际影响。它引发疑虑,削弱共同体的见证;路加写作是为了重振会众的信心与活力。更广泛地说,会众被描述为信心受挫、使命涣散,生活中有冲突,公开见证也已减弱。《使徒行传》中教会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忠信的共同体,能够激励路加当时的听众重新立定目标。

这番劝勉并未把等待简化为安慰。路加的会众还面对与犹太人的紧张关系、部分外邦人对犹太人的不尊重、对帝国及其代表的不确定,以及尚未解决的权柄问题。路加呼吁教会认清自身在犹太教中的根源,并敦促外邦人尊重犹太教。他要求共同体批判帝国的偶像崇拜、不公与暴力,同时在一个帝国世界中行事;在这个世界里,个别罗马人乃至罗马制度有时也能服务于上帝领域。因此,等待同时意味着辨识与行动——教会必须在各种关系和结构之中判断何为忠信,而不能把它们简化为全然善与全然恶的二分。

路加以一条权柄传承的脉络作为这种辨识的根基。耶稣的故事植根于《七十士译本》,而《福音书》中的耶稣故事则赋予《使徒行传》中教会的使命以正当性。使徒是赋予教会使命权柄的群体,而圣灵使耶稣、使徒和教会都与上帝的旨意相合。这种叙述为会众提供了在延迟期间保持方向的资源——教会的使命并非自行设定,而是在与以色列的经文、耶稣的事工、使徒的见证以及圣灵的作为相连的延续中推进。

将等待作为使命的预备

《使徒行传》1:12–26赋予等待一种可见的共同体形式。复活的耶稣吩咐共同体留在耶路撒冷,直到领受圣灵;门徒便照着他的吩咐行。他们祷告,彼此扶持;也从神学角度思索犹大之死,并与上帝同工,选立马提亚为第十二位仍在世的使徒。他们的等待是积极预备,好代表上帝领域,而非共同体无事可做的停顿。

路加使这段时期成为更长时期的模式。耶稣升天与五旬节之间的时期,预示着五旬节与耶稣再临之间的时期。在这两段时期中,权威人物的应许或吩咐之后,都是共同体作出回应;应许随后实现,巩固人们对吩咐的信心。耶稣要门徒等候圣灵的指示在五旬节实现,证实路加的叙述是共同体继续等候耶稣再临时的指引。五旬节之后,等待表现为积极主动的使命。

等候的共同体也是一个共享身份的共同体。《使徒行传》呈现的门徒彼此联结,共享身份、互相扶持、共同承担使命,而非各人脱离他人独自追求成就。在这一愿景中,参与整体使个人得以完整,而共同体则由其成员体现。这种互惠并非教会在延迟期间开展工作时可有可无的装饰——它本身就是教会所宣称的、即将来临的上帝领域会带来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已经临到当下的上帝领域

向撒马利亚扩展的运动显示,见证如何跨越界限,而最终复兴仍在未来。撒马利亚人与犹太人共享广泛的宗教传统,但有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实践。他们的正典以自己版本的《摩西五经》为核心,把正确的敬拜地点定在基利心山,并将该山与伊甸园、挪亚方舟停靠,以及亚伯拉罕献以撒等事件相联系。他们有自己的祭司制度,并守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因此,路加的叙述把撒马利亚人领受福音描写为与邻近传统的相遇,而非向宗教真空中的人传教;这一传统与犹太教相关,却又有别于犹太教。

腓利把见证带进撒马利亚地区,而教会的参与使这次扩展不只是个人的孤立行动——腓利是那七人之一,彼得和约翰则从使徒群体而来,与他及归信者一同参与。撒马利亚人欣然领受上帝领域的临在与降临;路加将腓利的宣讲称为有关上帝领域的好消息,并描述伴随他事工的神迹。这一事件标志着共同体族群构成的扩展——这个原本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运动,如今也包括撒马利亚人。在末日延迟的时期,上帝领域显现在作见证的共同体拓展了范围。

这一事件也拒绝把属灵权柄简化为基督教信仰与不信之间的较量。西门是广受称誉的行法术者;在当时的世界,法术指的是试图通过咒语、公式、仪式及相关实践影响支配生命的力量,并非现代人所想象的舞台娱乐。犹太人对法术的看法可能将其视为虚假或属魔鬼的。然而,腓利宣讲上帝领域时,许多人作出积极回应,西门也在其中,他们都受了洗。新共同体在一种原有宗教实践和权力主张的环境中成长;其见证涉及重新调整忠诚对象和群体归属,而不只是让宗教进入原本没有宗教的地方。

彼得与哥尼流的相遇也体现了同样的接纳扩展。彼得和哥尼流都看见了自己无法理解的异象;这两次相互呼应的异象彰显外邦人使命的权柄,使彼得看清上帝的旨意。路加更广泛的呼吁是,上帝向那些共同体尚不知道如何接纳的人敞开上帝领域的共同体。对外邦听众而言,这种接纳并非忘记运动犹太根源的理由——路加呼吁他们感谢以色列的上帝,并寻求与犹太邻人团结相交。因此,末日的延迟既是向外传扬使命的时期,也是共同体必须为使命如何铭记自身根源负责的时期。

在仍等待审判的世界中作见证

保罗在雅典与哲学家的相遇,让这一时期显出为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尽管雅典已被罗马取代,不再是地中海的中心,它仍是知识与文化传统的象征。人们不仅在抽象理论中讨论哲学,也在日常公共和家庭场合谈论;保罗则在市场、宗教聚会和家中与人交谈。他因城中偶像林立而忧愁,却仍向雅典的哲学家作见证,传讲上帝领域。

路加简短提到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但他们的观点使两者的对照更为鲜明。伊壁鸠鲁学派把个人幸福视为人生最高目标,不期待人的意识在死后继续存在,因此主张把注意力放在尽量增进当下的幸福上。斯多亚学派否定人格化的神,强调普遍理性;普遍理性使人能够接受生命所带来的一切,而不至于过分欢喜或抱怨;他们理想中的生活是适度的。保罗宣讲复活,无法纳入这两种思想框架。听众起初认为他是个胡言乱语的人,在宣讲外来的神明;但他们要求听听他的意思,使自己能回应他的实际信息,而不是回应一种歪曲的说法。在这次相遇中,持续作见证需要跨越真实存在的差异,面对人们对死亡、神圣作为和人生目的的不同预设进行对话。

以弗所展现了见证可能引发何等激烈的扰动。广受欢迎的女神亚底米与生育有关,当地的崇拜也与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保罗有力的见证促使许多人不再购买亚底米神龛。底米丢看出银匠的收入受到威胁,也看出亚底米神庙可能失去地位和崇敬。他的呼吁把对金钱的崇拜与对女神的崇拜捆绑起来——后者强化了前者。这场冲突揭露了支撑现存秩序的经济与宗教依附,而非把偶像崇拜视为毫无公共后果的个人错误。

银匠们以宣扬对亚底米的信仰作出回应;随后的事件却显露出这种炫示之下的软弱。他们把保罗的同伴该犹和亚里达古拖到以弗所剧场。保罗想进去找他们,门徒和一些友善的当地官员则试图阻止他。这一事件留下见证工作中的实际张力——在危险时刻犹豫可能是审慎的策略,也可能源于恐惧。路加对延迟的理解,并不承诺教会可以避开冲突;它呼召共同体继续辨识在冲突中如何行动,相信旧世代仍然延续、上帝领域尚未完全到来之时,圣灵仍在赋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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