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是为年轻的佐西马选择的求学目的地，也是他与母亲从此永久分离的城市。在后来的审判中，这座城市又通过检察官讲述的一桩发生于当地、与本案无关的谋杀案登场——这是一起涉及被盗钱财和认罪的确凿案件，检察官借此对比物证与针对德米特里的不确定证据。这些不同的出现方式，使这座城市既成为私人失落的背景，也成为公开辩论的场所。

母亲的决定与儿子的离去

哥哥去世后，佐西马只剩下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的朋友们劝她把他送到圣彼得堡，认为他若留在家中，失去的只有前途，而且家里有能力为他提供一个有希望的职业。他们提议让他进入士官学校，之后还有机会加入帝国近卫军。

母亲因为他是自己唯一的孩子而犹豫不决，与他分别的念头令她十分痛苦。最后，她决定送他离开是为了他的幸福。她带他来到圣彼得堡，把他送进士官学校；叙述中没有记载母子重聚。三年后她去世，这些年里，她既为自己，也为远离身边的儿子而悲伤。

永久离别之地

在佐西马的回忆中，圣彼得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对街道或机构的描写，而是因为这段旅程给他的家人带来的代价。母亲作出这个选择，是希望为他的前途提供保障；然而，随之而来的求学生活也使他离开了她的生活。叙述清楚地记下了结果——把他送进士官学校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她去世前的三年间隔，使这场分离留下了长久的情感后果。她的悲伤既来自儿子不在身边，也来自自己即将离世；而佐西马简短的回忆，则把这个决定留作母子关系的转折点。因此，这座城市既与世俗前途的进展相连，也与母子双方都无法挽回的分离相连。

圣彼得堡在审判论辩中的作用

在后来一个与此无关的场景中，圣彼得堡出现在检察官的法庭陈述里，成为他曾经执业的地方。他说，自己也曾前往外省城镇，为他相信无罪、或至少推定无罪的被告辩护，并把当前案件描述为自己起初抱有坚定信念的一案。这座城市由此衬托出他的职业经历，以及他试图在陪审团面前树立可信度的努力。

检察官还提到一名十八岁的鱼贩在圣彼得堡犯下的谋杀案。这个年轻人白天走进一家兑换钱币的商店，用斧头杀死店主，并拿走一千五百卢布。与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不同，被盗的钞票和金币都在被告身上找到，随后他也作了供认。检察官称这类证据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并以此对比德米特里案中存在争议、且无人亲眼见到的所谓钱款。

叙事意义

圣彼得堡的这两次出现并非同一事件的一部分，但都涉及哪些东西能够挽回、哪些无法挽回。在佐西马的记忆中，为孩子前途而踏上的旅程以永久离别告终；在法庭上，这座城市则成为一场比较的发生地，讨论有形证据与仍需证明的说法。回忆赋予这个地方私人传记层面的分量，而检察官举出的例子则赋予它司法证据层面的分量。

两处描写都没有把圣彼得堡写成一个得到充分展现的地方。它的意义来自与之相连的人生后果——母子因一项旨在改善儿子前途的决定而分离，以及法庭上的听众被要求区分物证与未经证实的陈述。这座城市是出发之地，但在这两段叙事中，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在离开之后必须承受或证明的事情。